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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青 少年———烟酒不沾，除了健康上的考虑之外，却具有愿意接受他 人制约的意思，亦即是向世界宣布本人是“父母亲的乖儿女”。 中国人的青年女子，如果要证明自己“正经”的话，就尤其不能 当众抽烟，甚至必须当众表示对烟反感。笔者在美国时就曾亲 眼看到如此的一幕：一位来自香港上层社会的女留学生，当其友 人的外籍妻子在抽烟之时，就当众用手在面前狂扇，驱散烟雾。 她的原意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妈妈的乖女儿”，不过真正证 明了的却是不懂礼貌、“土”与“大乡俚”的心态。至于中国人的 男青年，如果是属于“正经”一类的话，也多半不沾烟酒，而这个 倾向，在香港又比在大陆与台湾严重，在今日大陆，男性抽烟已 有泛滥成灾之象。 中国人上一代要求下一代“当心身体”的内容，也包括敦促 他们早一点上床睡觉。至于晚睡会伤及身体，却不一定有科学 根据。反正，这一点并不重要，中国人用敦促别人早一点睡眠来 关心对方的身体的做法，已经成为了一个条件反射的公式——— 上一代对下一代固然如是，夫妇之间亦如是，在大陆则大家对大 家皆如是。
的确，说到中国人早点睡眠以“当心身体”的倾向，就使笔 者想起曾在大陆看到的情形：外国留学生宿舍因为不受灯火管 制，往往有人看书至通宵达旦，管理留学生的为了表示对留学生 的“关心”，曾在谈话时提起：“早点睡眠吧，不要弄坏了身体！” 这明明是中国人的一片“好心”，一些美国留学生听了却不以为 然，私底下说：“在中国，人们似乎只知道早睡就是好的，根本不 理解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还有其他的需要。”一些日本留学生的 反应则是含笑多谢对方的好意，但是在行为上却没有改变。 大陆的确有早睡的习惯。80年代，大城市中人到了晚上九 十点钟就上床（小城市与农村里恐怕还要早）。只要天色一黑， 路上就灯火黯淡，也没有什么场所可供逗留。在六七十年代，过 了钟点还在马路上走的人，往往被纠察队劝告早点回家睡眠： “明天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呢！”至于在今日，晚上还在路上走的 人已经多了，但是，太晚的话，就会被“类型化”，认为不是“正经 人家”。例如：在笔者曾居留过的那个校园中，如有学生在十点 半（熄灯的时刻）以后还在走动的话，就会被担任纠察的工友喝 止盘问。
晚上灯火黯淡，还可以归咎于经济落后。至于晚上没有任
何“成人场所”可去，就不能完全用这种因素去解释———因为其 他落后国家不一定是这样———这里面已透露出一点中国民族是 十分“乖”的倾向。至于认为晚睡就不是“好人”，则不折不扣的 是“儿童化”的倾向，亦即是认为晚睡的儿童总不是“乖”或“听 话”的看法的一个延伸。自然，对成人来说，早睡除了“保重身 体”之外，还多了这样的内容，那就是排除晚上在外面“勾三搭 四”的可能性———因为，对一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来说，“白昼 喧淫”是很难想象之事，像这类“不正经”的事，总必须是在晚上 又在外面进行的。此外，中国人过分担心“身体”受损的倾向，也 造成他们认为“性”会“亏身”的想法，而“早睡”以“保重身体” 则是这种行为的对立面。
因此，一个到了晚上九点钟就全体睡眠的民族，可以说是世 界上最“乖”的民族，也是最“身体化”的民族。
因此，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照顾，有将成人“儿童化”的 倾向，或者，可以倒过来说，是因为人格发展的阻滞才导致这种 安排———反正，这个恶性循环是从哪里开始的，并不重要；真正 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永远地将一个人只当作是一具“身 体”去加以照顾，那么，就会遏阻他的“灵魂”萌芽。然而，“灵 魂”之成长是没有人可以代劳的，必须由本人以自我组织的方式 去展现。这并不是说对“身体”不应该照顾，其实在任何文化中 对“身体”都要照顾，只是说中国人对己对人的任何照顾都有 “身体化”的倾向。“身体”的需要是人人相同的，因此，将任何
照顾都“身体化”的话，就根本不能顾及“个人”与众不同的需 求。
然而，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照顾，却又的确不是为了“一 人”而设计的，它的目的是透过“二人”关系将“身体化”的存在 无限地延续下去。的确，在中国这个没有“灵魂”而只凭肉体的 接力赛来维持“不朽”的文化中，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身 体”保存得好好的，才可以在将来回报父母、生男育女、传宗接 代。一个人如果极力做这一点，就会获得一个正面的社会形象。 因此，一个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出现病痛，即使已经是成 年人，长辈对他关心的口气也变成了责怪，于是，原本应该是“健 康”问题的却变成了“道德”问题（亦即是不“听话”，不受 “教”）。
令人不解的是：西方人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强调“保重身 体”，也常常倾向于做出一些会危及身体的冒险患难之事，体格 反而搞到比中国人更好。事实上，他们发展体格，与他们的冒险 患难一般，都是整个“个人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并不像中国人 一般恒常被耳提面命地去“注意身子”———像这样一种暗示，如 果过于多的话，就真的会造成怕“亏”的倾向，并且会出现认为 自己真正是“亏”的心理。
此外，也可能会令中国人不解的是：西方人对下一代的“教 养”是预备他们与自己分裂的步骤，亦即是造成他们对自己“不 孝敬”的前奏。这其实也是浑然不觉没有选择的，是整个文化对 “人”的设计使然。西方人的“良知系统”既然注重培养有个性 的、独立的人格，因此，如果制造出依赖“二人”关系的人，就会被 认为是一种失败，也会被认为是上一代的自私。一对美国夫妇 曾对笔者说：“我们并不认为子女是自己的财产，他们只是上帝 暂时寄托在我们这里的。”
然而，中国人的生命观既然是“身体化”的，因此，将“人”设 计成由“二人”去定义之物，乃势所必然。每一代的宗教任务是 生育下一代，以便延续肉体的不朽，同时也须“养”上一代，并在 将来为下一代所“养”，自然就不可能是一个自足自立的单元。 事实上，每一代对下一代的“养”，除了是“养儿防老”的投资之 外，也同时是控制下一代人格的手段。在传统时代，如果下一代 不受“教”而有独立行动的话，上一代就会动用到“养”字诀的杀
手锏，向下一代抛出这样的问题：“是谁将你养育成人的？”“是 谁从小关心你一直到成人？”下一代如果将先定的明确答案从自 己的嘴里再说一遍的话，就表示自己愿意就范受“教”。 在今日海外的华人社群中，“养”上一代仍然是一种承担义 务，不过，搬动“养”字诀去控制已经成了年的下一代，恐怕已经 是行不通的了，因此就较为少见。然而，在中国，在国家与社会 这个“二人”关系中，一方“亲民”，另一方就必须“交心”的逻辑， 却被发挥至史无前例的最高峰。
3。“为人民服务”
“关心群众的生活”，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其 具体的落实形式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套“做人”方式，对共产 党革命事业的推动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为，对广大的群众 来说，讲抽象的革命道理是“形而上学猖獗”，只有具体地向他 们表达“心意”，才能发动中国人“以心换心”的机括，从而达到 “人心归向”的效果———这种效果，是由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中 “仁者，二人也”的设计所决定的。的确，中国式的“心的文化” 在前提上就先天地决定了“仁者无敌”。
至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在老百姓面前“做人”，也确实 落实到了生活的细微末节上，例如，替他们义务劳动（烧水、打 扫、种田之类），以及对日常起居的问候，等等。有时，革命战士 对老百姓“身体”的照顾，甚至以至为具体形象化的方式表达出 来。例如，在大陆的一些电影中，描写老百姓在军阀、国民党、地 主土豪或日本手上受到“皮肉”之苦，总是红军—八路军—解放 军将他们解救出来；或者，描写在旧社会底下劳动者年迈了仍然 不得“安身”，甚至搞到皮开肉绽，只有在共产党手中获得了拯 救；或者，更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