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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中国人撞跌了路人手中的东西很少帮人捡起来 （在香港笔者就遇到这类事），有时是浑然不觉，有时是不将对
方放在“心”上，但有时却并非存心没有礼貌，只是在“生人”面 前不知如何“做人”，因此只好扬长而去。后一种情形在少男少 女之间就更容易发生。有一次，在香港的行人天桥上看到一个 少女将一位少男手中捧着的盒子撞翻，只回头看了一眼，脚不停 步地急急离去，而少男则对其背影报以怨毒的眼色。的确，这类 场合很容易变成男女邂逅的机缘，因此，在“男女授受不亲”的 文化本能作祟下，行动遂比思索来得更快，结果唯有“身不由 己”地没有了大方的风度（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少女与老人之间， 笔者想前者多半会替后者捡拾起来。因为在中国文化里“敬 老”是很“道德”之事）。此外，还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十几岁的 少女，如果在公共汽车上不小心踩了陌生男子一脚，也是想说 “对不起”而说不出口，索性不理会，或急急忙忙地走开（笔者在 香港与台湾都碰到这种反应）。
因此，在“心意不到”的场合中，又有完全“无心”以及刻意
地“无心”的差别———后一种情形多半出现在男女必须避嫌的 场合中。笔者认识一些很害羞的香港青年，当他们打电话找朋 友而却是由对方的妻子接听时，就“身不由己”地不打招呼，也 不理会她，径直地叫男的通话，结果次数多了就引起女方的误 会，认为是存心不礼貌；更有甚者是到别人家中作客，在面对面 的场合中，完全不理会对方的女眷，以免“勾搭”的嫌疑，结果自 然也变成了“存心”没有礼貌。
不过，这种刻意“无心”的态度，却更普遍地出现在香港女 性对待陌生男子的场合中。在香港的一些家庭小店中，如果看 店的是少女，而去购物的又是青年男子的话，前者多半就不带笑 容，严重起来则搞到“嬲爆爆”与“面臭臭”，而且这种态度不好 似乎是故意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刻意地（其实是“身不由 己”地）去破坏自己的美丽，以避免“有心”的嫌疑。在美国时， 笔者却看到这样的情形：一般来说，故意不友好的态度多半出现 在贫民窟的女店员身上，因为，在那里，男顾客存心勾搭的情形 确实大量存在，女方遂有自卫的必要，但是，这种态度却并不是 基于女子心中“道德”的考虑，因此是一种攻守自如的行为，也 是因人而异；至于一般的女店员，总是笑容可掬，爽朗大方，但是 却不见得是对人“有心”，只是对人有礼貌，也同时让别人欣赏 自己的美丽而已（的确，敢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有时可以成 为测量“自我”意识之强弱甚至有无的标准）。然而，上述香港 女性的倾向，在大陆与台湾却比较少见———在那里，如果出现态 度不好的情形，却多半是因为工资低心中没有好气，因此是属于 不用去“做人”的那种“心意不到”。事实上，在大陆，女性的服 务员对青年男子往往很热情与大方，但是，却并不是美国人那种 “无心”的展露自我，而是因为人情的因素普遍发达之故。
因此，也就显示出中国人“心”的逻辑之复杂性与内在矛 盾———在大陆，因为人情重于一切之故，因此“做人”的心意不 到之处就完全失去了秩序，但是在另一方面人情之普遍浓厚也 造成温情脉脉的气氛，而“心”之因素的发达在女性身上也可以 变成“情欲”的心意；至于在香港，一方面理智的控制已经比较 发达，因此英美式的法治也已经可行，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心” 的水平普遍地降落，而中国人身上的文化结构遂以纯粹“身体 化”的形态出现，并且将女性搞到上述的那个样子。
4。有关“私心”的问题
中国文化既然将“一人”设计成为“身”，“二人”之间才有 “心”，因此在文化“表层结构”上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就将
这个“心”当作是“天理”（“心即理”、“性即理”），并且认为：“一 人”之“心”必须受渠道化的“二人”关系去定义，去制约，去加以 中和，否则就会变成“私心”———亦即是孟子所说的不顾“仁义” 的“利吾身”的行径。
用传统中国哲学的词汇来说，个体的“私心”也被称为“人 欲”，因此，就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能够完全去净 “人欲”而符合“天理”的，就能去体现“道心”，于是“人心”遂成 为一个战场———它可以“灭人欲”而体现“道心”，也可以为“人 欲”所蔽，而流为“私心”。既然中国式的“天理”其实只是“二 人”之间的人理，因此，像“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理念化，其实 是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任何一“身”都必须由双方之“心”去制约 的“做人”方式。自然，儒家也强调“修身”，然而这种“修身”仍 然是外来的人情制约的内在化，亦即是：自身这一端必先用“正 心”、“诚意”的方式去达到“修身”，而这个修身的功效又必须见 诸人与人的关系中，因此，仍然是自己的“心”对别人的人情制 约的回应。的确，中国文化的“二人”逻辑的内在结构决定：只有 在任何一端都做到“灭人欲”，才能成全这个“二人”之间的 “仁”。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因此，中国人的精神形态迥异于其他文化中的“超越”意 向。在中国文化里，“个体”的自我超越并不是去达到一个比世 俗更高的原则，而是超越一己的“私心”去符合人伦的、社群的、 集体的、公共的“心”。
这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用现代的文化“表层结构” 的术语来说，就变成：个体必须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 就很容易沦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
像“个人主义”这类现成的帽子，在大陆一度是用来套在具 有“灵性”以及追求“个性解放”的人头上，因此，这就是继续发 挥在传统文化“表层结构”上已经被打倒了的孔家店的“吃人” 功能。
在中国人之间，确也有少数要求“个性解放”的人。这种要 求的灵感泉源之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另一个泉源却仍然是 土生的“心”。我们在前面分析中国人的“心”之诸般形态时，曾 指出：“二人”之间的“心”，其主流的作用固然是渠道化的相互 制约，但是也可以表现为男女之间的“情欲”（passion）。虽然， 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后一种表现是被窒息掉的；对小部分能 作如此表现的人来说，也未能达到拉丁式的高度，但至少这个 “情欲”之“心”可以成为超越公式化渠道的因素（典型的例子是 《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的私通）。因此，并非偶然地，在“心” 的因素比较发达的大陆与台湾，在应该表现“正派”的社会主流 中发生这种事的频率，就似乎比香港高得多（后者的“正派”主 流无疑在观念上更受英美化的影响，但却不见得有强烈之“心” 去做这种事———的确，笔者强烈地感觉到：香港是“情欲”水平 最低落的地方）。除了表现为不受渠道化制约的“情欲”之外， 中国人个体之“心”也是文化创造的泉源，而个体之“心”感“物” 之敏锐，也足以成为“灵性”的根基。一个人的“心”如果表现为 上列内容的话，就可以变成一种反控制的因素。这种“心”的表 现必然是对生命的热爱，因此，在中国这个抹杀个体的文化底 下，可以成为“个性”的代用品，而且，正因为这样，这类土生的心 灵往往会首先拥抱外来的“个性解放”思潮。
个体的“情欲”之“心”，在传统时代自然是被归入悖逆“天 理”的“人欲”范畴，在大陆则一度被归入违反“社会主义道路”的 “歪风”一类。至于个人的文化创造与“灵性”之“心”，在传统时 代还有一点活动空间，在中国则往往会被当作是“不顾及社会效 果”的“小资产阶级”表现（虽然处于如此的逆境，这类的“心”仍 然是大陆发达于香港———后者是有这个自由，却没有这个需求）。
然而，令人混淆的是：在大陆，“个人主义”一类的贬词，除了 用来指称上述“个性解放”的要求或表现之外，也被用来指称中 国人土产的“私心”，亦即是指缺乏公德心、损害公共利益一类 的现象。自然，干部的贪污枉法、满足一己私欲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