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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有“生”、“熟”之分，因此，中国人在办任何事之先， 总必须把双方的关系确定，亦即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 顺则事不成”。以前在大陆时，笔者发现：对我们这些外来的人， 当局总必须特设机关加以照顾，一旦越出了这个范围去办点事， 就非得有介绍人或介绍信（“信”即“人”之“言”）不可。有时， 笔者想去访问一些人物，由照顾我们的机构去联络还不受理（亦 即是“面子”不够大），非得由与这些人物相识的人去从中拉线 才行。如果没有这些人情关系，就会完全被当作“外人”。因此， 即使由我们的机构到另一个机构去办事，所携的公文也是采取 人情化的“介绍信”形式。
在大陆，即使国营单位之间彼此做生意，也往往有先“请客 吃饭”与送礼的必要。的确，对中国人来说，唯有在“心”照顾了 “身”之后，具“体”的心意才会“有到”对方“身”上，而双方才会
变成“自己人”。这个“自己人”的圈子是用“人情”的水泥去“和 合”的，因此自然是对外封闭的。的确，“关系”的“关”字也有关 门与通道的意思，而且，也只有“自己人”之间才会互相“关心”、 “关怀”与“关照”以及为对方“关说”。既然“关”也有“通道”的
意思，因此，是“自己人”的话，前门走不通，就会让他“走后门”。
因此，按照“自己人”与否的逻辑，又必然会按照“亲疏有 别”与“内外有别”的层次去“做人”———一般来说，其“做”法是 “疏不间亲”，亦即是先考虑“自己人”。正因为中国人有这种 “做人”方式，才会在利用“等级”制造“特殊化”之外，还利用亲
朋关系搞“特殊化”———例如，“拉关系”与“走后门”。在“自己 人”之间，中国人总是在自己掌管的权限之内，互开方便之门。
掌权的干部亦常常设法为自己的子女、亲朋找好的工作，在“有 权就有一切”，子女还未成年，而自己又有一大堆相互照顾的人 情网路的情形下，也就无人肯退休。“公事公办”，对内外都一样 的态度，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是没有了 “自己人”。在一个重人情，“个体”不发达，必须借“自己人”圈
子照顾，而又不是由“罪恶感”（中国文化是偏重“羞耻感” 的———详后）支配的“良知系统”中，六亲不认的态度是不可设 想的。
因此，本着“内外有别”的逻辑，“自己人”之间的互相帮助 是应该的———既然是应该的，如果还要像“外人”一般“客气”的 话，就会被认为“见外”。
然而，在对待“外人”的态度上，对方到底是自己不用去“做 人”的陌生人，抑或必须去礼遇的“大客人”，却又有讲究。
2。“内外有别”
对中国人来说，“内”与“外”是很重要的区分。即使在自己最 亲的家庭中，仍然有父系的本家与母系的“外家”之分。与母系有 关的都背着一个“外”字，例如“外公”、“外婆”、“外甥”，而表兄弟 的“表”字也是“表”而不是“里”，因此与堂兄弟之登“堂”入室有 外与内之别（事实上，即使整个国家对外，也是“中”“外”之分）。
既然连自己家庭的成员也有内外之分，对待真正的外人就 更讲究了。按“亲疏有别”的逻辑，理应先照顾“自己人”。但 是，在碰到了真正疏远的“大客人”———从未谋面的远亲、有头 有脸的人物或者刚拉上关系而自己又想盛情款待的陌生人——— 的时候，表示自己的心意“有到”对方身上的方式，却是先贬抑 “自己人”。
的确，中国人“做人”的方式是处处以对方为重，“贵人而贱 己，先人而后己”———这一点，在自己必须去“做人”的“外人”面 前，就以一种更尖锐的仪式化方式浮凸出来。因此，“会做人”的 不能先镇住“自己人”，就会被人在背后说话。的确，在不久以前 中国人身上仍然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当自己的小孩子与邻 家的小孩子打架时，父母们将他们拆开后，总是先打自己的小 孩，也不管正义在何方（这无疑会形成孩子在长大以后自我压 缩、事事迎合别人或者随机应变、见风使舵、只谋和事不太理会 原则的态度）。
这种必须在“大客人”面前将“自己人”贬低的“做人”方式， 亦常常表现在中国人的家庭宴会中。每逢这种场合，为了避免 挤了客人，主人总是先将小孩赶开，自己陪客人先吃，至于主妇 则往往在厨中炒菜而不上台。中国人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给客 人“面子”，以及替自己捞回“面子”（因为这表示自己不寒酸）。 而且，客人越是远的，越是疏的，就越是要这样；家中熟客反而不 需要来这一套。这种作风，在国外的中国人之间已渐趋淡薄，在 大陆则仍然保留。
然而，当中国人将这一套也应用在国际关系之上时，就出现 了世所罕见的奇观。一位在“四人帮”时期曾到过中国的英国 研究生告诉我：“当中国当局组织我们外国人到一个公众场所去 参观的时候，总是先将那里的中国人先赶光，才让我们进去。这 种在外国人面前侮辱自己同胞的做法，是全世界都没有的。” 我本人也亲眼看到这样的一幕。80年代初，我曾与各国留 学生在一艘长江轮上度过一周。船上的服务员，获悉有外国人 在场，就将中国人与留学生用膳先后安排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以 免本国人的嘈杂、挤拥与肮脏在“外人”心目中制造不好的印 象。有一次，当我们正在用膳时，一位六十几岁的中国乘客不知 情，徐徐地踱方步走了进来，却被服务员大声叱喝：“出去！”——— 这一幕是在所有外国人眼前发生的。 中国人这种自我贬抑与压低“自己人”的“做人”方式，除了
在本国人心目中制造自身是低等人类的自卑感之外，并没有真 正达到在外国人面前维持“门面”之目的，而是适得其反。中国 人是很喜欢将自己得意的建设作为“样板”，展示给外宾看的。 这种维持“门面”的做法，虽然会有破绽，仍不失为一种自我提 升的意向（关于这个倾向———详后）。至于前一种做法，则连这 种效果也没有———它只是将外国人抬到了自己人头上，于是“内 外有别”的“层次”也就变成了“等级”。
这种“等级”的划分甚至还出现在不同“层次”的中国人之 间。一位在大陆当客座教授的华侨数学家，有一次与他国内朋 友———一位同系的教授———去杭州游览。他是“外宾”，以为透 过旅行社会比较方便。结果，到了目的地，在旅行社安排下，他 一人坐在宾馆中的外宾部用餐，眼光光地看着他的友人在外 厅———也是一人一桌地在用餐。从此以后，他与国内友人外出， 就再也不敢通过旅行社。
然而，这种情形有否违反了“亲疏有别”、“内外有别”的逻辑 呢？其实并没有，因为差别仍然被强调，只是倒了过来。事实上，中 国人对心意“无到”的“自己人”圈子以外的人———陌生的同等级的 本国人———是很没有礼貌的，只有对待远的“客人”才事事优先照 顾，如此才显得自己不寒碜。因此，七八十年代外人来到中国以后， 就不可能将他们与老百姓并列，而必须也给予他们某些统治阶层自 身的特权———在这里面又分等级：华侨港胞比较“亲”，外国人比较 “疏”，因此前者的待遇又比后者略逊一筹。这种做法，就是不管外
人的贫富情况，一律将他们当作不同“类型”的人———亦即是比中 国老百姓“身价”高的人。因此，遂要求他们付出加倍价钱（华侨港 胞“身价”比较低，结果反而获得了优待）。
但是，在另一方面，“疏不间亲”的逻辑也同时在发挥作用。 外国人和国外华人来到国内后，虽然一方面可以进入本地人不 能进去的豪华场所，但是却不能进入本地人才能进去的“内部” 场所（例如内部书店），也不能订阅“内部报刊”。而且，他们也 被当作是防范的对象。中国当局常常告诫本国人，对外来人必 须“敬鬼神而远之”。在我住过的那所大学中，当局曾和必须与 外国人接触的中国师生大谈“内外有别”的道理，对一些必须陪 留学生住的中国学生则提出了“与外人关系必须搞好，但是不要 搞得太好”的方针———充分显示出中国式的“做人”有时也是 “做戏”。当时另一所学院的一位中国女学生，曾经去外宾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