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彩且桓觥【哂卸澳康摹币庀蛐缘耐饫粗铩Ｈ欢谒秤Α疤煜路志谩”睾稀敝拼锍山ü挝裰螅飧龆跃沙中欢希粗沼凇〉贾隆拔母铩笔贝摹疤煜麓舐摇薄Ｓ谑牵诮袢眨种匦禄馗吹健《浴疤煜麓笾巍被颉鞍捕ㄍ沤帷钡那康鳌�
显然地，中国社会无力作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维持 “大一统”的控制———这个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一旦松弛，就会出 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因此，整个结构之“目的”意向性必然是 “镇止民心”，也必然将任何外来的影响当成是造“乱”的“歪
风”，而中国这个超稳定的“天下”，也必须相信空间是有极限 的———纵使空间不断延伸至无限，也必然会筑一道人为的长城， 以此为界地将自己封锁起来。
中国人个体之“身”也必须由他人的“心”去组织，否则它就 会变成“无主孤魂”，因此，一旦脱离了熟稔的人情的磁力场，在 毋需有“心”对人时———亦即是在毋需“做人”的陌生人面 前———往往就会变得很突兀，很不自然，很没有信赖感，有时甚 至很粗暴（详后“心意不到之处”这一个分节）。由此可以显示 出：中国人“心”对“身”的制约，与国家对社会的组织一般，都是 为了使其对象趋于安止。的确，一个他制他律而不是自我组织 的人格基本上是排除了动态开展意向的。
因此，中国人必须由自己人的社群去“定义”自己，也只能 在自己人堆中“安身”与“安心”，很少能越出其外。在海外的华 人社群中，这一个倾向就最为明显地暴露出来。在美国这个多 民族的国度中，与其他民族团体比较，华人社群总是最为对外封 闭的。从香港或台湾去美国留学的青少年，也多半聚族而居，很 少敢越出自己人的社群，站在“个体化”的基础上到外界去丰富 一己的人生阅历以及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这么说：中国人 的“个体”从未诞生下来，而是永恒地处于温暖的母胎中，因此， “个体”也不具文化上的合法性与自觉性，自然更说不上“个人” 的自我扩张、自我开展与自我完成。即使在 70年代中变成“左 派”的港台留学生，其绝大部分人的作风亦迥异于由世界其他各 地赴美留学的激进青年，很少能像后者一般彼此联合起来，或与 当地的进步分子合流，搞“国际主义”。港台留学生中之“左 派”，除了对外封闭之外，还多半忙于在美国“安身”，于是，所谓 “心怀祖国”也者，就变成了一种“安身美国”之余使自己能够 “安心”的功能。
中国人对“安身”与“安心”的过分强调，也排除了个人冒险 患难的意向。《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孔 子亦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①自然，为了使父母“安 心”或者为了父母而保重身体，云云，可以是真心的，也可以是一 种说辞，总之，中国人做什么都必须说成是为了别人才有合法 性，因此，到底是为了谁，并不重要，也不易搞清楚，反正，它显示 出来的是一种“安身”与“安心”的意向，殆无异议。
因此，我们以前从未听说中国人的“个体”乘气球横渡台湾 海峡、坐浮筏漂过太平洋以创新纪录，或者去非洲狩猎、到南极 探险。中国人如果做类似的事，总不是为了“自我”，而多半是出 于下列两种动机：第一种是如玄奘、法显、义净等脱离了人情磁 力场的“出家人”，为了宗教狂热而冒险患难———这类情形可以 说是例外中的例外。另一种是为了集体，例如：攀登珠穆朗玛峰
① 《论语·里仁第四》。
是为了将光荣归于党与领袖，云云。壮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也是一种集体的业绩。
事实上，具有“身体化”倾向的中国人总是很爱惜自己的皮 毛，但另一方面，在“身不由己”的情形下，也会出现为别人“舍 身”的例子。因此，身体发肤可以说成是为了父母而“不敢毁 伤”，但是在父母生病时，也出现孝子割股疗亲之事例。本着同 样的逻辑，对“个体”有照顾养育之恩的集体与国家，才有资格 要求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然而，“无私”的行径总是比较 少见的，而中国人的“个体”又缺乏自我扩张的主动性，因此由 个人自己推动的冒险患难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中国人的这种趋向“安定”的需求，也使他们尽量不去做 “不正常”之事，在生活上力求平稳、平实与平凡。这与法、意 等拉丁国家的文化偏向刚好相反。后者倾向于将平凡乏味 的日常生活戏剧化，即使用无害的谎言对“现实”施以“整容 手术”也在所不惜———这与该文化将一切都作美化的提升这 个热爱生命的总趋势有关。至于一般的中国人，即使碰到本 来可以是很多姿多彩的人生经验，也往往会用制造“反高潮” 的方式将它镇压掉。
因此，过分地强调“安身”与“安心”，自然也会减弱甚至完 全排除男女关系中的浪漫成分。这种倾向的强弱，在任何社会 中固然都是因人而异的因素，不过，一个文化的总趋向却也可以 决定这类事例出现的多寡。中国人的“身”既然不是一个可以 完全由自我调配的因素，而且，如果不经由他人的“心”去组织 的话就易趋于“乱”，因此，像所谓“乱搞男女关系”总是在失去 社会制约的情形下发生的。对一般所谓“正经”的中国人来说， 纵使有浪漫的冲动，心中也会感到一股无形的钳制，因为，除了 “人言可畏”这种人情的制约之外，它还牵涉到整个“人”被组织
的方式———中国人的“身”既然是由社群关系的“心”去组织的， 而不是由自己去组织的，因此，一旦跨出了自身熟悉的人情磁力 场就会感到很突兀，在面临“定义”不明朗的男女关系时自然也 就会很慌乱，结果往往会造成反浪漫的局面。
中国人虽然自诩人情味比西方人丰富，事实上却是将本来 应该是自然自发的感情公式化与渠道化的，因此，就倾向于搞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于是，在开展两性关系之 先，也总是倾向于先确定它的人伦性，而不是在开展了以后发挥 一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左右它的去向。后一种情形确实也只可能 出现在自我组织以及“自我”较坚强的人身上———这样的人在 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而是为数极少。
中国人的这种倾向，如果趋于极端的话，就变成了纯粹用自 己的“身”去换取“安身”与“安心”，对除此之外的一切男女邂逅 场合都采取逃避态度，而且，即使对待普通的男女交往，也往往 会搞到连雍容大方的风度都没有。这种倾向，也常使一个人将 青春阶段整个地抹杀掉，而结婚遂变成时辰到了自己不得不去 履行的义务。
的确，对一个“自我”还没有萌芽，只将自己当作是一个没 有自身特殊的“灵”与“肉”表现的“身”，而又必须将这个“身” 在人情的磁力场中安放的人来说，浪漫倾向固然谈不上，即使在 寻找终身的婚姻关系时，其标准也不可能是“灵”与“肉”的结 合。一般来说，这个标准只可能是视对方有否令自己“安身”的 物质条件（在大陆是“门当户对”，在香港是事业基础），以及对 方身上是否具备能令自己“安心”的因素（亦即是说：对方必须 是世俗眼中的“好人”，尤其必须是能够照顾自己的那种“好” 法）。 这种乏味的情形，可以说是“身体化”倾向的一个特色。自 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我们在前面也曾提过：在中国 人的“心”的作用中，也有越出“安心”这个功能以外的因素，例
如情欲之“心”与灵性之“心”。在中国这个缺乏个人主义原则 的文化中，这类“心”的作用也可以作为“个性”的代用品，而成 为能够超越“身体化”存在的因素。并非偶然地，这类属于少数 人的倾向，多半出现在“心”的文化仍然发挥作用的大陆与台 湾，而且主要出现在女性身上。至于在纯粹“身体化”的香港，如 果我们排除特殊化的上层，以及社会制约不到的最下层，而将中 间的绝大部分“正派”的人当作观察对象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 奇风异俗：青少年的男女交往总是三五成群，一旦有男方不是为 了公事而想约一个女的单独出来———即使只是在光天化日下喝 一杯咖啡———女方如果答应的话，就已经立即想到人伦导向明 确的固定关系上去，否则就总会拒绝，或者会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