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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义；一方面可以表现为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现为 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活动与城市游击，自然也可以同时表现为倒 阁频频的民主政治；它一方面可以表现为牢固的家族关系，另一 方面则表现为婚前与婚外浪漫行为的常轨化。中国人身上也有 “治”与“乱”这两面，不过，却不是同时并存的———通常“大治”
是常态，在这个常态底下，一般是搞到没有个人的伸张，没有个 性，也不需要基本人权，于是，积压久了，过一二百年就会有一次 “大乱”，亦即是非理性的大迸发与无理性的大破坏，因此，也不 是什么个人的伸张，自然也说不上什么对生命的热爱。
中国文化与拉丁文化既然同属“心的文化”，然则，又如何 会产生这种云泥之别？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拉丁文化中仍然 有“个人得救”的观念，而其内容却有异于新教文化的“个人得 救”———后者是指：“个人”用自身的理智（大脑皮层左半部）去 将自己的一生作具有方法学的精确性之组织，以便去面对挑战， 作自我开展与完成；至于前者则指：“个人”对生命的欢愉感的 追寻，因此，天主教就不同于新教，它必须用“告罪”的制度为这 种生活方式大开方便之门。生命的欢愉感自然也包括与别人作 感情上的交流，因此，拉丁文化就不能像新教文化那般冷冰冰地 不顾社群关系。然而，拉丁文化中既然也具有“个体”观念，因 此，对“心”的强调就有造成情欲泛滥的倾向，而人际关系也就 同时变成了生命的欢愉感的媒介及其枷锁（例如，在美国，一个 少女与男友搞爱欲关系而父母干涉的话，就多半会与父母发生 正面冲突，甚或搬离；至于一个拉丁少女，在同样的场合下，则多 半不想伤父母之心，不过也不太可能像中国女性那般“听话”而 放弃不做，因此，就会采取阳奉阴违、说谎以及制造假象等方 式）。 至于中国文化中，则是没有合法的“个体”观念的———道家 式的“一人”或“不仁”立场，必须从人情的磁力场中退出才能实 现，否则就变成是在人情的磁力场中遂其“私心”的伎俩；而从 其追求长生不老的冀求来看，这个“个体”也只是“身体”。因 此，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将“人”设计成“二人”或“仁”的。这种没 有了“个体化”的“二人”关系也必然是“名正言顺”的渠道化关 系（例如五伦）。任何一方的“心”既然被纳入这些由社会保障 的渠道，因此，双方的心意在交接之后，就产生互相制约作用，而 达到被中和的效果，于是，这个“心”也就不是什么热情奔放的 源泉。
我们也曾在前面多次指出：中国人的“一人”只是“身”，而 “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活动才成为“心”，因此，被渠道化的
“心”，其主要活动就是照顾对方的“身”。的确，中国人之间的 彼此关怀，常以下列应对形式出现———一方问：“你身体好吗？” （或曰：“你要保重身体！”或“身子要紧，必须当心！”）另一方答： “你有心！”这无疑是“心”对“身”的照顾之“文法”规则的最基 本模型。这种在亲友之间的问好，其实是中国人“养”的生命观 的延伸。换而言之，中国人“二人”之间的“心”是必须为“养”对 方———父母、妻子、孩子———的肉体服务的，而其主要的意向则 仍然是“传宗接代”（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心”之另一功能，就是 “教”，其内容则为不要太表现自己地去“做好人”，因此，仍然是
训练它保持“二人”关系。不过，本节既然只谈中国人的“养”， “教”就只能略带一提）。
因此，中国人的“心”是被渠道化而为“养”之目的服务的。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说得很清楚：人的 “心”之表现，必须是合节而又中和的，只有这样，事物才会各安 其位，而达成养育之功。
因此，如果中国人被认为是“反对生命”的，那么，他们所反 对的其实是个体的“灵魂”的生命，而这样做之目的，则是为了 制造与养育肉体化的生命服务。
的确，中国人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民族的生命在肉体 上也延续了三千多年而不断。不过，这三千多年的历史也是没 有超越意向的。读二十四史一类的断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一 类的编年史，就总给人这样的感觉：中国文化是“天长地久，人亦 长久”，但是，却并不导向一个更高之目的，只是无止境地在同一 个平面上一直延伸下去：每一个朝代在肉体消灭以后，就让位给 另一个在形体上大致相同的朝代，就如同每一代中国人都养育 了没有自己特色———亦即是“肖”于上一代———的下一代来延 续自己的肉体一般。的确，中国这个“超稳定体系”也确实做到 了长生不老的成就。这项成就是如此的宏伟，以致马克思不得 不称之为“木乃伊”。
5。“安身”与“安心”
在笔者的分析架构中，“身体化”的倾向，主要是指对“揾 食”与“安身”这两项需求的满足，因此，一个“身体化”的存在就 是将人的生活意向完全导向这两项需求的满足。“身体化”倾 向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色，不过却并非是所有中国人的唯 一生活意向。如前所述，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中还有“心”的因 素———它是中国人政治运动、文化活动、情欲与灵性等等的源 泉———不过这个因素并非本节分析的对象，因此暂时地将它孤 立起来，存而不论。
事实上，即使是中国人的“安身”活动亦牵涉到“心”的因 素，那就是作为“安身”的一个功能之“安心”。换而言之，就是 当自己把“身”安放在一个人情的磁力场中的同时，也把自己的 “心”（感情）寄托在那里。如前所述，中国人的“人情的磁力场”
可伸可缩，小则“只及其家”，大者“兼善天下”———后一种“安 心”就往往变成“以天下为己任”或爱国，而这一种“安心”有时 则会导致“舍身”。因此，我们在此讨论的“安心”多半是指前 者，至于后者则是作为前者的延伸而被提及。
自然，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求安意向，不 过，由“自我”去定义人际关系的人，与由人际关系来定义“自 我”的人，是会使同样求安定的表面形式背后出现不同内容 的———中国人无疑是属于后一种情形。
我们在前面稍有提及，在下面也将会作详尽分析：中国人的 “身”是静态的，也是不能自主的，必须由人伦与集体关系去“定
义”它、组织它、完成它，而中国人的人伦与人情关系也都是趋于 稳定的。因此，即使在人情的磁力场内相对静态的“身”来说是
比较动态的“心”，其主导意向也是“安心”，亦即是将它放在另 一个“身”上，使对方“安”下来，也使自己“安”下来。
这种“安心”之举，即使并非“只及其家”，而是“兼善天下”， 其意向也总是为了“安天下”，亦即是当天下分崩离析时使其重 新至于“大治”。现代的救国运动基本上仍然符合这条“文法” 规则，只不过，在现代世局中，加多了一项想将国家现代化的意 图。此外，现代救国运动用来发动“民心”的马列主义，也是一个 具有动态“目的”意向性的外来之物。然而，在顺应“天下分久 必合”之势达成建国任务之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