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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陈映真也写了林标被迫出征那一天的焦虑和忧苦；写了他到菲律宾后收到家信后的欣慰与凄愁；写了在一次又一次的绝望而残酷的败途中，是未曾见面的儿子及老父爱妻，在林标内心燃起了强烈求生的火焰；更写了他辗转回到故乡后，如何当爹又当妈地把儿子拉扯大，接着又含辛茹苦地为孙女里里外外地操劳；总之，敬父，爱子，疼孙子，林标身上的人伦亲情，也都展示了他善良的心灵，你会认定他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人。
显然，陈映真着力表现林标心灵世界的真善美的一面，一是要告诉世人，林标和林标一类的人也是受害者，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殖民主义者才是元凶；二是在唤醒林标和林标一类的人，是时候了，是他们彻底清除心灵中的殖民化影响的时候到了。对此，陈映真的殷殷期盼是，受过“皇民化运动”毒害的人们，一定要丢掉精神上的重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其实，台湾人日本兵的形象，是陈映真少年生活记忆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记。我在本书的第一节里曾经说过，小时候，陈映真不止一次地看见过几个复员台湾人的原日本兵，穿着破旧的并不齐套的皇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在关门闭户的小街上踩着军步，渐行渐远。另外，1950年秋天的一天，他的小学老师吴老师，那位曾经是从南洋归来的台湾籍日本兵，半夜里被一辆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了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在阴暗的土屋中低声哭泣，也让他难以忘怀。步入文坛的第二年，即1960年，陈映真就选择这个题材写了《乡村的教师》。随着人生道路的坎坎坷坷，阅历扩大，思想成熟，认识提高，特别是受到台湾近年来现实生活的启发，陈映真毅然再次选择这个题材，酝酿、思考、准备，作了更深的开掘，终于又有了新的创作收获。比如，1983年发表的《铃珰花》里，阿顺在想念高老师时说：“二甲那边的高厝，从中国大陆回来了一个青年。他原是日本征了去中国大陆打仗的。可一去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做事了。这年轻的人，恰好是高东茂老师。”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22页。到1999年发表的《归乡》里，就有这么一段话：“张清接着说，他听他老爸说过，日本打败仗前两三年，台湾人还争着给日本人当志愿兵，争不到还埋怨。”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5页。这就传达出来一个信息：陈映真创作小说，在严格选材的同时，正在进行更深的开掘了。终于，在2001年的《忠孝公园》里，林标这样的人物形象呱呱坠地了。可以说，林标，以他崭新的时代内涵，深邃的文化蕴意，出现在当代中国文坛，恰如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了！无疑，这个艺术形象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
在《忠孝公园》里，陈映真还从三个层面上，层层深入地描写了马正涛的一生。这就是：第一，身份的层面，写了马正涛的经历和性格；第二，历史的层面，写了马正涛活动在中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大较量大搏斗之中；第三，精神的层面，写了马正涛绝望意识的流变。
先看第一个层面。
陈映真笔下的马正涛，是一个老牌特务，凶残而狡诈。
马正涛的父亲马硕杰，人称马三爷，原先，在东北是一个亲日的豪商。马硕杰深知，“要发家，光在日本人鼻息下做生意，不行”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35页。，“还得混进日本机关，当日本官儿”同①。。于是，他先是向日本人推荐了自己生意上的助手李汉笙。十年不到，李汉笙就出任满洲国警察署的“咨议”，成为满洲特务系统中权位很高的中国人之一。同时，马硕杰又“调教”儿子马正涛，动用日本人关系，进了建国大学法律学部读书，毕业后就编到宪兵队侦缉组负责调查和通译。从此，马正涛现学现练，不几年就学会了拷讯、绑票、缉捕和刑杀的各种本领。日本宣布战败前一个星期，李汉笙把马正涛调离侦缉部，对他说：“调到总务部去吧。部、局里很大的家当，你去管起来。”同①，第165页。日本投降不久，重庆国民党政府就和李汉笙取得了联系，李汉笙、马正涛摇身一变，成为战时爱国的地下工作者，进入“军统局东北办”。在解放战争时期，长春被解放军包围，李汉笙早一天专车逃脱，马正涛化装突围，半路被拦，送至吉林“解放团”看管，后又逃跑，经北平，而天津，上海，云南，最后从泰国到了台湾。先到台湾的李汉笙为他具保，马正涛又进入了保密局。
马正涛秉承了父亲不怒而威的凶残性格，在他指挥下抓的、杀的爱国进步分子，“少说都有两百上下”同①，第203页。。当年，国民党特警布建之缜密，比日满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拷讯的技术，比起日满也只有“更硬”、“更狠”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72页。。在这样的环境里，马正涛确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毒家伙。至于他狡诈的特性，比他父亲更有毒招。比如，在吉林“解放团”的围墙里，不知何以求生的时候，他忽然想到在长春和李汉笙分手时对自己说的话：“人落在国民党手里，即使坦白招供，也八成活不成。”“人要落在共产党手里，真坦白交代了，可能有八成死罪换缓刑的机会。”同①，第177页。于是，他决定自首投降，从建国大学、日本宪兵队说起，一直说到估计杀了百七八十个人，而且“巨细不遗地说了保密局在沈阳部署好的潜伏小组，说了埋起来的地下电报台机组，说了沿沈阳到长春一路上没有撤离、潜身在商界、文化界的旧军统分子，连埋藏起来的军械子弹都交了。”同①，第178页。马正涛“决心把自己交代到底”以求得“公安局极大的信赖”同①，第179页。，于是，继续在吉林市人多的地方，指认“熟人”，几天下来就抓上了十几个人。他明白，他终究还是共产党所说的阶级敌人，在监视他的公安人员去厕所的时候，“马正涛几乎本能一般地脱逃”同①，第180页。了。他从“交代到底”中，狡诈地达到了他的目的。
马正涛和《夜雾》里的李清皓相比，两人同是国民党特务，同是自杀的结局，由于陈映真赋予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内涵不同，马正涛要比李清皓凶残狡诈得多了。
第二个层面。
陈映真决不是就马正涛而写马正涛的，而是要借助于马正涛的人生活动，去透视上个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政治风云，着力表现国民党在中外各种政治势力大较量大搏斗中怎样组合自己的班底的。这，总能给今天的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马正涛经历过伪满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经历过两岸分裂状态下，在台湾，国民党两蒋执政、李登辉主政以及民进党上台陈水扁掌权各个阶段。围绕着马正涛，陈映真实际上是重点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初期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
比如，对“蒋伪合流”，也就是国民党和汉奸合流，小说就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李汉笙先生走进客厅的时候，马正涛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整个满洲国上下都在焦虑、徬徨的时节所不能一见的气定神闲。李汉笙先生仔细问了马正涛在总务部的工作情况，问宪兵队的财库、资产、武器、房舍、土地各项细节。
“重庆来联系了。”李汉笙先生轻声说。马正涛大吃一惊，哑然地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