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怔怔而且茫然的感动之中。太阳开始有一种火炎的威力，照在这一小帧风景的每个角落，也照明着这一小幕生之喜剧。忽然间一刹那的寂静落在这一幕生之喜剧里，寂静得听得见一种生命的紧张和情热的声音，使得人、兽、阳光和草木都凑合为一了。陈映真：《累累》。《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50页。
于是，三个军官，李准尉、钱通讯官和鲁排长，先后从沉默里苏醒过来。他们“注视着努力要分开却分不开的狗”。“阳光在它们十分美丽的皮毛上喘息着。日曝的操场都渐渐地在日光中发白，都闪烁着。”同①。于是，李准尉从这一幕狗之生之喜剧里，“想起那些战乱岁月、那些像虫豸一般的低贱的生命、那些离乱的梦魇了”同①，第51页。。而钱通讯官“在那个一瞬间里，他的心确乎是沉落的，沉落到那多山的家乡去”，他又想起了他的二表姐，“那时伊只是说，大弟，大弟！但却一凭我死死地抱着……”钱通讯官的眉宇之际“浮现着一种很是辽远的疼苦”同③。。鲁排长也想起了他的妻子，想起了北中国的阳光，透过纱帐，照着伊的疲倦而忠实的脸。在那个时候，他方开始感觉到这个长他四五岁的女子，“对于自己的生命的某种互相扎根的亲切的意义”同①，第52页。。那是他一生“惟一爱过他的女性”，而如今，“再也没有一只女人的手曾那么悲楚而驯顺地探进他的寂寞的男子的心了”同⑤。。鲁排长忧伤起来了。这就是乡愁！
暮夏的阳光叫他们的心绪漂着，浮沉着；狗之喜剧让他们的情思漂着，浮沉着；一种生命的涌动使他们漂浮着……这就是乡愁！这就是刻骨铭心的乡愁啊！从生命里涌动，进而流淌出来的那份思念之情，伴随着人的生命之存在，不停顿地汩汩地流淌着。
显然，陈映真一方面吸取了人与自然合一的艺术手法，一方面又运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而且在运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的时候，突出描写了性意识的起伏流变。这样从生命本源来写乡愁，不仅真切，鲜活，而且写出了乡愁的本质。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六、飘扬的红旗——读《山路》和其他
这本书的十二个短篇中，最出色的是《山路》和《铃珰花》。两篇“控诉”小说有一股刺心的力量，但这股力量却在作者轻描淡写的处理中透露出来——这是陈映真的艺术功力。——龙应台（龙应台：《侧写的艺术——评陈映真〈山路〉》。《新书月刊》，1984年11月，第1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69页。）
1983年4月，陈映真在《文季》1期上发表了著名的小说《铃珰花》。同年8月，又在《文季》3期上发表了另一篇名作《山路》。这个月，在台北空军俱乐部作了题为《大众消费社会》的演讲，并应聂华苓之邀约，和七等生一起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交流。同年10月2日，《山路》获《中国时报》小说推荐奖。1984年9月，《山路》、《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由远景出版社出版。1985年11月，陈映真自己创刊《人间杂志》。12月，自选、插绘《陈映真小说选》，作为纪念人间杂志创刊收藏版，计收入《将军族》、《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山路》等五篇。
（一）
1984年9月，陈映真为《山路》写的自序《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一文，谈到了三个问题：
一是创作《铃珰花》和《山路》的初衷。
陈映真说，有朋友把《铃珰花》、《山路》善意地称之为“政治小说”，他觉得担当不住。为什么呢？他把这两篇小说和近十年崛起的拉美、亚洲和非洲的政治批评视点的小说、电影相比，“不论从规模、历史的格局，尤其是国际政治的背景结构，俱嫌不足”陈映真：《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5页。。他认为“说它们是‘政治小说’，其实是不适当地抬高了它们的属性”同①。：
我是从来不曾、将来也无心去写所谓的“政治小说”的。然而，竟而写了《铃珰花》和《山路》，对于台湾历史的五○年代初叶，提出反省的思索……同①。
在李瀛的《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里，陈映真也说，他“开始回头看，回想着白色的、荒废的五○年代”，写小说，对于他，“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他“终于能冷静地回想那个时代的意义。写《铃珰花》，是对于向着历史的近代跃动的台湾和中国的审视和思考”，也是对于他“自己的思想和过去的实践的审视和思考”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夏潮论坛》，1983年7月，第1卷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7—18页。。
二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思潮下创作这两篇小说的？
这种历史思潮，陈映真概括为两种：一种，“二次战前和战中的法西斯主义，对人类造成噩梦似的浩劫，一旦过去之后，尤其在欧洲，一直到今天，回顾和反省纳粹支配时代下人、生活和历史的歪扭的文学、电影作品，一直未曾间断过”。第二种，“对于体制化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幻灭和批评，不只在哲学上形成了所谓的批判学派，近年来，以批判的凝视，回顾史达林主义支配下的欧洲知识分子，和美国白色的三○年代中职工联盟运动的电影、文学和学术著作，正逐渐多了起来。而这新的反省和批判，又似乎以参与了六○年代中期至七○年代初叶全球性知识分子反乱运动一代的作家、导演和学者为骨干”陈映真：《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5—36页。。而这两种历史性的思潮，在中国必然有反响。这方面，陈映真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中，理想的追求、幻灭和再探索的不间断的过程下，中国人民、知识分子和青年，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然而，人们似乎总是夸夸然，甚至于森森然论说着那表面的过程，却极少探视在那过程下，在遥远、隐秘的囚房中和刑场上，孤独地承受一时代的残虐、血泪、绝望、对自由最饥渴的向往、对死亡最逼近的凝视、对于生人最热烈的爱恋……的无量数年轻、纯洁、正直的生命。同②，第36页。
而他这两篇小说，正是这种看法的艺术体现，去探视那些在囚房中，在刑场上承受了一个时代残虐的“年轻、纯洁、正直的生命”。
三是创作这两篇小说的基本条件。
陈映真认为，“对当时人们的梦想、斗争和幻灭、对当时条件下的人所藉以生活的信念和严酷的考验下人的伦理和理念，带着严肃的检讨心，在回顾中加以逼视，是有一些基本的条件的”。这些条件是：“近年来台湾在言论表达上相对性的自由化，和对于自己二十年来的思维的批判和思考之形成。”陈映真：《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5页。关于前一点，在《悼念的方法》一文里，陈映真也涉及到这一点，他写道：“蒋经国先生在中国台湾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解除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解除戒严，为台湾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提供了具体的、基本的条件，为中国的民主主义政党政治的展开，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陈映真：《悼念的方法》。《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259页。
另外，吕正惠在《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一文里，特别指出，“复出以后的陈映真，为台湾文坛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小说题材，即：跨国公司对台湾的影响。”但是，“对台湾‘现实’的探索并不停止在这一问题上，民国七十二年，他发表了两篇更具爆炸性的作品——《铃珰花》和《山路》。在这两篇小说里，陈映真勇敢地破除政治的禁忌，想要扫清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灰尘，想要把所认为的‘历史的真相’呈示给我们知道”。经过四年的酝酿，陈映真又发表了中篇小说《赵南栋》。凡是在《铃珰花》和《山路》中说得不够清楚的，在《赵南栋》里都有较详尽的描写。特别是《赵南栋》还把跨国经济的问题也写了进去。这样，在吕正惠看来，“跨国公司小说和《山路》、《铃珰花》两种题材，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里根本说是二而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