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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没有民族风格，表现不出台湾的生活。1987年，在彦火的《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一文里，他说他要修正自己的看法：“对台湾现代派这个问题现在要重新评估，过高的评估现代派是不对的，像我过去一样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恐怕也要修正。问题是台湾作家应该怎样把自己的哲学观、世界观建立起来、人生观建立起来，然后自由地去运用，为我所用，而不是为它所用，从纯形式主义变成有内容的东西。”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8页。
事实上，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也印证了他的观点。一是，随着陈映真生活面的扩大，视野的扩展，他的作品表现生活的广度、深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从1959年的《面摊》到1967年的《六月里的玫瑰花》，我们就可从中看出这种生活与创作的轨迹。1967年1月创作的《唐倩的喜剧》，艺术地概括了而且鞭挞了中国一百多年来西化社会思潮中的崇洋媚外的奴性。1967年4月创作的《第一件差事》，表现了海峡两岸人民在民族分裂时代渴望统一的心声。1967年7月创作的《六月里的玫瑰花》，无情地揭露与批判了美军侵略越南的战争灭绝人性的本质。其广度和深度，比起1959年创作起步时作品，更深刻得多了。二是，对其他创作方法，陈映真持有开放的心态，实行的是拿来主义，引进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中一切有表现力的手段，去补充、丰富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手法，从而增强了他的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度。《我的弟弟康雄》的主观抒情，《文书》的“猫”的象征意义，《死者》突出弥留时的心理活动，等等，都在吸收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的某些具体的艺术手法，都增添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三）
死亡是一种生命现象，正常的死亡是人类生命的一种自然规律。文学是人学，人的死亡自然就成为文学家所关注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永恒的叙事母题。那种认为一写死亡就是存在主义作品的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问题的关键是作品所表现的内容，要看作家究竟写了什么，又是怎么样去写的。我很赞成陈映真的看法。他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它强烈地强调个人和自我的重要性。它对社会和集体抱着憎恶与恐惧。它热衷于凝视表现肉欲、死亡、颓败、血污、苍白甚至腐朽这些‘意象’。它醉心于个人潜意识的浑沌的世界。它拒绝意义、道德教训，不相信生命另有目标、责任和意义。它讲求艺术的绝对的‘纯粹’，否定向来语言和形式约定俗成的法则。对于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生活社会与历史嗤之以鼻。它追求神经质、追求官能的倒错，崇拜零碎、纤细、敏锐的‘意象’”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在陈映真看来，“首先是思想而不是技巧决断作品是不是‘现代主义’——尤其是50年代美国作为一种文艺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力量宣传传播的‘现代主义’。鲁迅的《狂人日记》、许多散文诗，光从技巧上看，‘现代主义’的技巧特征叫人惊叹，但是不会有人把它归类为特别是战后意义的现代主义派。相反，作品基本上‘传统’、‘易懂’些，但思想精神上有现代主义特点，应该划入‘现代派’”同①。。
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审视陈映真在这段时间的作品，尽管他创作的二十二篇小说中就有十八个人物死去，但他们的死亡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的。
我们来看看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是怎样地走向死亡的——
《死者》里的生发伯，《猫它们的祖母》里的娟子的祖母，《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小淳，是病死的，属于正常死亡。前两篇作品里，陈映真描写的切入点以及突出的重点，是两位老人的患病、病重、弥留时候，忆起的是那催人泪下的一生的悲惨遭遇。后一篇作品里，陈映真着重写了主人公目睹社会黑暗而受刺激，而患病，而失去生的意念。
《我的弟弟康雄》里的康雄，《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祖父和伞》里的祖父，《文书》里的安某，《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季妻，《猎人之死》里的阿都尼斯，《第一件差事》里的胡心保，都属于非正常死亡。他们，或为贫困而步入生存的困境，或经历歧视、压迫、磨难而陷入绝境，或因理想破灭而行动极为乏力。总之，都对人生和世事彻底绝望了。
《苹果树》里的廖妻，《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季妻，犹如生活在铁屋子一般。赤贫的物质生活，窒息的精神生活，逼得廖妻呆呆傻傻，人们误认为患了精神病，称她为“廖生财的病妻”。季妻懵懵懂懂地打发着每天的日子，漠然地对待人与事。当林武治以苹果树的幸福启迪了廖妻的心灵时，“伊的死鱼一般的眼睛第一次点起了灵秀的人间的光彩”陈映真：《苹果树》。《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16—117页。。在绿色之候鸟上结下的亲密友情，形成的爱的世界，打开了季妻封闭的心扉。然而，她们醒了，却无路可走。
《将军族》里的三角脸与小瘦丫头儿，历经坎坷，相知相助相爱，为殉情而死。但他们不是一般的殉情。他们处处为对方着想，为了完美的爱情，为了幸福的婚姻，勇敢地选择了死而再生之路，就像凤凰涅槃一样。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里的犹大，有理想、有政治目标，是一位忠诚的社会革命者。他设计的革命失败后，痛苦地在一棵古老的无花果树上吊死了。
《六月里的玫瑰花》里的美国黑人兵士巴尼，充当了侵略者的工具，最后也死在越南战场。他的悲剧就在于，当他疯狂杀人，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时，他竟然愚昧地认为他是在为他的祖国而战。
《哦！苏珊娜》里的彼埃洛，在执行传教任务中车祸而死。《唐倩的喜剧》里的罗仲其，是新实证主义理论家。就是他所倡导的新实证主义，让他陷入不可自拔的自相矛盾的困境，进而导致思想混乱、发狂，而终于自杀。这两个人物形象分别在各自的作品里，衬托着各自作品里的主人公“我”、“唐倩”而存在着，对各自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生着某些象征的作用。
可以说，这十八个人物形象，没有一个不是镌刻着客观社会存在的烙印，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实在的社会意义，决不能说，陈映真写了死亡，他就是现代主义了。
自然，我们也要看到，陈映真也的确受到过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看到他还自觉地引进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具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用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所以，在写“死亡”上，他确实移用了某些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比如，逼视人物的内心世界，突出地描述了人物弥留时的心理活动，这，恰恰就是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最为热衷的一种写法。
我们看《死者》。
《死者》的主人公生发伯在弥留之际，意识清醒而活跃，他想到过的人和事有这么三个方面。
一是，在回顾自己悲惨一生以后，生发伯愚昧地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是命运在作祟，只能认命了。“命运如今在他是一个最最实在的真理了，否则他的一生的遭遇，都是无法解释的：他劳苦终生，终于还落得赤贫如洗；他想建立一个结实的家庭，如今却落得家破人亡；他想尽方法逃离故乡，却终于又衰衰败败地归根到故乡来。而那些败德的，却正兴旺。这都无非是命运罢。”陈映真：《死者》。《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4页。要知道，作品中的人物思想与作家的思想，往往是不能相等的。关键要看作家对作品中人物的思想的态度。在《死者》里，陈映真同情的是生发伯的一生磨难，对生发伯这种宿命论思想，却是持有保留态度的。生发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患癌症死去的。对这一家“神秘”的死，陈映真透过老人抱养的外孙林钟雄的视角，否定了宿命论的观点。那么，陈映真为什么要这样具体、细致、真切地描写生发伯的这种认命的想法呢？事实上，这样写生发伯，也是在客观上揭示台湾底层乡镇农民的不幸的生活情景，决不是说明“死亡决定于人的命运”王晋民主编：《台湾当代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可以说，陈映真越是这样写，人们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