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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故乡》里的哥哥形象，向世人昭示了基督所传播的爱的世界是空想，在现实是不存在的。于是，向人们尖锐地提出，路在何方？那个犹大的形象，包含了对耶稣尊敬和质疑并存的思想，而且彻底更改了犹大出卖耶稣故事的内涵，从而表现了一种社会革命的思想。《文书》里的安某、《第一件差事》里的胡心保，历经艰险，辗转来到台湾，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怀揣着解不开的浓烈的乡愁，都表现了时代的某些本质。而《将军族》里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更是一对鲜活的富有历史内涵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在描写两岸民众关系的小说发展历史上，他们将在艺术典型的人物画廊里占有一席之地，永远为世人所称道。至于《唐倩的喜剧》中的那个唐倩，活脱脱一个崇洋媚外的典型。这个形象真能穿越时空的长廊，不仅在台湾，而且在全中国，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今天，都葆有重大的意义。《猎人之死》里的阿都尼斯，忧愤、孤寂，理想与幻灭，追求与乏力，铸成了一种柔弱的气质，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改革者的典型。其他的人物形象，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陈映真笔下的一系列艺术形象，表现的决不是一己的悲欢，而是台湾社会的风风雨雨，真实而逼真。这些艺术形象都有它独特的审美价值。
第三，体现在作品里的质疑与批判精神。
质疑，最突出的是对基督教的质疑。在《我的弟弟康雄》里，康雄的姐姐不仅认为弟弟是童稚的，是天真无邪的，而且大胆地认为弟弟和基督一样圣洁。在婚礼上，她觉得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正是她亲爱的弟弟。这种把弟弟与基督相提并论的作法，显然是对基督教的一个挑战，他所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一定会是：基督是人，还是神？《故乡》里的哥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留日归来，一心一意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建造一个耶稣基督爱的世界，于是他去一个炼焦厂做保健医师，为劳苦大众服务。即使这样，社会也不容他，不久，他的爱的理想就完全破灭了。作品告诉世人的是，耶稣所传播的爱的世界是一个空想。《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进一步挑战了神性学说，通过犹大的形象，确认神性学说只是夺取政权营造舆论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小说改变了《圣经》里犹大故事的内涵，无异于“亵渎”了基督教的经典。《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也充满了对耶稣人道主义精神的赞美。在《哦！苏珊娜》里，女主人公“我”和她的恋人李，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神，只是“不愿意有一个上帝来打扰”他们“这种纵恣的生活”。陈映真：《哦！苏珊娜》。《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57页。但是摩门教派的传教士彼埃洛和撒姆耳，追求着正义，信仰着和平、友爱，启迪了“我”。尽管彼埃洛他们“用梦支持着生活，追求着早已从这世界上失落或早已被人类谋杀、酷刑、囚禁和问吊的理想”同①，第61页。，还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再也不是一个追逐欢乐的漂泊的女孩子了”同②。。
在《乡村的教师》里，吴锦翔战前的抗日活动，战争进行中的惨烈磨难，以及战后的教育改革，并没有获得群众（村民）的理解与支持。特别是战后的改革，只是他在孤军奋战，没有和广大的群众一同进行。以至于，他自杀后，村民们所表现出的那种冷漠的“看客”心态，实在令人寒心。这样，作品就形象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革之路如何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和群众相结合？到了《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作家通过作品的整体形象，自觉地提出，改革，革命，就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陈映真表现在作品里的批判精神，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对非正义战争的揭露和批判。《乡村的教师》并没有正面描写二战中东南亚战场是如何的惨烈，而是写了台湾同胞被征入伍，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炮灰的非人性的残忍的磨难，写了吴锦翔他们竟然陷入了人吃人的恐怖的境地。《六月里的玫瑰花》揭露了一个美国黑人士兵枪杀了越南一个村庄的老百姓。黑人士兵因而精神失常，在医生的诱导下说出了他的心结——病结：“那些稻田，那些狰狞的森林。我不断地开枪，一直到我走进一间矮小的屋子。”“屋子里坐着一个小女孩，抱着断了胳臂的布娃娃。”“小女孩既不骇怕，又不哭喊。伊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我扣了扳机——耶稣基督哟——”“他们说我把整个村庄剿灭了。”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7页。最后，这个黑人士兵也倒在了越南战场。
再比如，对崇洋媚外的奴性的批判，我在前边第七节已经有了详细的论述，不再多说了。
第四，体现在作品里的理想主义色彩。
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陈映真像鲁迅、契诃夫一样，讲究小说的结尾。无论作品的基调多么阴暗，在尾声都或弱或强地放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芒，给人以力量。这一点，我在前边第六节已经有过详细的评述。另一方面，就是每篇小说都在整体上体现了作家的理想。应该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陈映真尽管设法要遮掩思想上的“豹变”，但他还是禁不住地要用自己心中的那盏明灯来照亮他的作品，照亮他笔下的人物。于是，人们可以读到，《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家》、《死者》、《苹果树》等，体现了陈映真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人人平等的理想；《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第一件差事》等，集中表达了陈映真渴望祖国统一的美好愿望，等等。
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把握住现实主义的美学理想、审美原则、创作精神和方法的诸多要义，用以观照陈映真的小说创作情景，观照他众多小说的艺术文本，解读出这些艺术文本的真正的审美价值来，我们就真的不能说，陈映真的小说在这个时期属于现代主义，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忠实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二）
当然，从作品实际出发，我们也该承认，陈映真崇尚的现实主义，是具有开放态势的现实主义。用陈映真自己的话来说，他追求的是，“现实主义也要再解放。”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8页。在彦火的《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一文里，陈映真明确地说：
我认为现实主义有非常辽阔的道路，可是现代派只能走一次，比如将人的鼻子画成三个，其他人再依样葫芦这样做，就没有意思。例如毕加索建立了自己画风，后来产生了很多“小毕加索”，这些小毕加索只是模仿者，没有什么意义。现实主义为什么辽阔，因为生活本身的辽阔规定了现实主义的辽阔。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现实主义也要再解放，不要像过去的现实主义一样，愁眉苦脸，严肃得不得了，不敢接触实质问题，不让你的想象力飞扬。同①，第88—89页。
在《关怀的人生观》一文里，陈映真又说，“内容决定形式”陈映真：《关怀的人生观》。《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37页。，如果写的是自己方寸间的、主观的、内省的心灵世界，在形式上就不能不用主观的、晦涩的、奇诡的语言或结构。如果写的是托尔斯泰的圣彼得堡，是巴尔扎克的巴黎市民世界，你就自然的使用他们那伟大的写实主义。写实主义是“用尽量多数人所可明白易懂的语言，写最大多数人所可理解的一般经验”，他“称此为文学的民主主义：让更多的人参与文学生活，写更广泛的人们，让更广泛的人有文学之乐”同③。。
其实，对台湾当年风行过的现代派文学，陈映真过去采取的是超然的态度，有点矫枉过正的否定。他说，台湾作家里面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持续对现代派、现代主义进行批评的。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它的影响太大，20世纪整个50年代到60年代二十年之间，西方现代派的文学在台湾占支配地位，在台湾文学里看不到台湾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你随便找一部，说是翻译过来的，人家也不会怀疑。所以他很反对这样的文学——逃避现实，没有民族风格，表现不出台湾的生活。1987年，在彦火的《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一文里，他说他要修正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