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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几乎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但李敬业却决定滞留在江苏的根据地，这里
除了最初随他叛乱的十万之众外，他的兵力再也不可能增强。当三倍于他的
帝国军队来讨伐他时，胜败不久便见分晓；如果说这次叛乱的规模如此，它
引起的后果却远不如叛乱本身严重。但在武后看来，真正的危险来自叛乱者
与朝中人士的关系。在那一年阴历九月当起义处于高潮时，裴炎被捕，并被
控犯了叛逆罪。
当时的这一指控是指与叛乱者合谋和在武后预定前往龙门万佛洞的途中
策划把她劫持；在缺乏可靠证明的情况下，他有罪或无辜的问题成了大量历
②
史论战的题目。几乎可以肯定，武后是相信他有罪的；从她的反应判断，影
响是深远的。裴炎的朋友们愿代他死，武后在不耐烦地驳回这种传统的辩护
时，行动迅速果断，她说：“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裴炎在市场上被屈
辱地处决了，而胆敢为他辩护的人中最有名的“突厥之所惮”的程务挺将军
也在他军中未发抗议的情况下被斩首。这时，李敬业已战败并被部将所杀，
武后用亵渎他祖父的坟墓和剥夺他家族一切荣誉的方式来泄愤。据一份史料
记载，在这以后她召集满朝文武官员申斥说，她为国不遗余力地操劳，每个
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6—6427 页。这一策略是魏恩温提出的，此人其他情况不详。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5—6426 页；这一段的《考异》考察了相对立的证据。在其《武则天》（北
京，1962 年）中把裴炎写成坏人的郭沫若在剧本的附录 （第144—145 页）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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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能取得如今的地位应该感谢她。她以三个被杀的敌人为例下结论说：“此
三人者，不利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
①
事朕，无为天下笑！”大臣们均伏地叩头。
但她既被背叛过一次，就决定要更加确保它不再发生。为此，她实行了
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统治，这只有她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中最可鄙的人
为她辩护。它的根源难以追溯，大部分史籍认为它始于中宗被废黜之时；当
时一名“飞骑”得到厚赏，因为他揭发了那些为爱好游戏的皇帝下台后丧失
额外收入而抱怨的同事。虽然在此以前已有迹象表明，武后通过经常的贬职
和调职，企图把忠于她的人调到周围，但这是断然处决宫廷以外的反对派的
最早文字记载。通过对李敬业叛乱的镇压，御史台和刑部的一些官员上台掌
了权，他们的传记在正史中被列在“酷吏”一类。以周兴和来俊臣为首，他
们张开了由耳目和告密者组成的网络，并在特设的狱中，通过伪造、酷刑和
②
来俊臣在其令人厌恶的《罗织经》中描述的其他方法逼取“供词”。在686
年初期，又设官掌管铜匦，从而使这些酷吏的活动变本加厉。这一制度实行
①
到唐朝结束。铜匦是为这一官署建造的，它有四个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
可将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个口用于自荐和促进农业或人民福利的计划，
第二个口用于对政府的批评，第三个口用于对不公正的诉苦，第四个口则用
于报告预兆、预言和密谋。原意可能是对恐怖的严酷性的后果进行补救和宣
扬武后对黎民的关怀。但不久，铜匦不过成了匿名的、但往往是虚假揭发的
一个容器。
不能对这种恐怖说什么支持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传统史学家
②
对它不断的谴责可能过分了。如果全面地看，似乎可以说，恐怖行为产生于
有充分根据的恐惧。甚至在了解恐怖的种种弊病以后，武后仍继续让它存在
下去，因为她看到了它的用处：用它可以对为反对女性统治这一僵硬传统而
斗争的人进行恫吓；还因为她知道她有能力控制恐怖统治的最厉害的暴行。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恐怖具有种种含义，而修史者的愤怒情绪使他们忽视了
这些含义。
一个结果当然是政治空气的改变。没有一个大臣能够阻拦武后而不担心
自己会被送交秘密警察，因此就没有一个大臣能像魏微等大臣争取太宗那样
把她争取过来。众所周知，太宗不止一次撤回诏令以尊重大臣的异议。688
年刘祎之拒绝了一份未经自己的中书省认可的诏令，武后被“我所引之人”
①
的忘恩负义行为激怒，立刻命令他自杀，否则他就被处死。这种统治“作风”
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2 页。引自早期的《唐统记》（收于《考异》）。司马光否定这一情节。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9—6440 页；《旧唐书》，卷186 上第4838 页。关于来俊臣和周兴，见《旧
唐书》，卷186 上第4840—4842 页。
① 《唐会要》，卷53 第956—959 页；《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7—6438 页。
② 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伦敦，1957 年），作者在书中
的一个署名的脚注中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意见，即武后是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相比的大刽子手。近
期的中共史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原谅武后的恐怖统治，认为他是单纯地为了保存自己。例如，见
吕振羽：《史论集》（北京，1962 年），第174 页以后；吴晗：《灯下集》（北京，1961 年），第140 页
以后。
① 《旧唐书》，卷57 第2296 页；《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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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的事例还很多，传统史学家们很喜欢把它们与“贞观之治”进行对比。
第二种由恐怖统治派生的一系列后果是社会性质的。也许因为武后记
得，平民百姓曾经拒绝支持叛乱和她发现高级官员中有人与她为敌，所以她
对后一个集团进行报复。一种史料在谈到597年的最后清洗时说，她的大部
分受害者是“海内贤士名流”，实际上是指中央政府五品以上的官员 （特别
③
是高级官员），而不是指诸道官员。因为对他们的指控一般是煽动叛乱，所
以惩处株连到他们的家属（放逐或沦为奴隶）和涉及他们的财产（加以没收）。
即使受较轻指控的人的子弟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而近时的研究指出，组成
初唐上层贵族大部分的几百户高傲的贵族门第在这一时期严重衰落。虽然在
中宗复辟前后有几次大赦，有的家族恢复元气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它们
④
与较下层的社会竞争高官的力量永远被削弱了。7世纪80年代的一些诏令
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含义，诏令授权告密者可以公费从全国各地前来揭
发。从此，前所未有的事情——不识字的平民因告密而担任高官，奴仆揭发
主人等——大量出现。官员们警告武后说，这些措施将引起全国大乱，使平
民的生活不安定和朝不保夕，这里所指还必须包括专使在各道搜捕不忠分子
⑤
和流放至岭南这种漫长而惨苦的赭衣塞途所引起的动乱。有好几年武后对这
些异议置之不理，这可能是因为她看到这些政策带来的补偿性的好处。它们
可以到处提醒人们注意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及在它之上还有她本人这一事实。
最后必须承认，在恐怖统治中，司法制度在非常严重的考验下幸存下来。
不公正现象的确存在，但主要是在秘密警察用酷刑或答应对受害者家属宽大
的方法逼取供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