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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不但注意对立的贵族集团之间和宫廷党派之间的斗争，他同样提
③
出了制度发展方面有创见和有洞察力的观点。他确定了唐政府中出现的另一
个根深蒂固的紧张局面：一方是隋唐从北方诸王朝 （可追溯至北魏）继承下
来的制度，上面已经谈过，这些制度是为比较原始和简单的社会制订的；一
方是出于把它们应用于重新统一的帝国中远为复杂的形势的要求。他指出唐
代政府的各个方面是怎样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的，这些继承的制度在此
期间或被修改，或被更先进、更适用于新形势的体制所代替。
在过去40年，大量研究这类制度变化的文献问世了；现在已经清楚，如
同其他方面那样，隋唐横跨两个迥然不同的时期，激烈的变化发生在8世纪；
但由于名称的沿用，由于一些不再起作用和已经有名无实的机构制度的名称
的存在，这些变化常被弄得模糊不清。现在仍需要对各别的制度进行详细研
究，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进行综合，但对已经出现的主要研究路子我们可概述
如下。
像上面已经提到那样，隋代和初唐不是制度剧变或创新的时期。其真正
的成就是修改现行的行政方法，以适应大大扩大的帝国的需要以及变化和变
化中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是消
灭冗员（例如在地方政府）和多余法律的时期。公元583年隋朝法典的篇幅
是北周法典的1/3，是南梁503年颁布的法典的1/5。它又是行政活动进行法
典化和正规化的时期，当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长治久安满怀着信心，致使
政治家们都倾向于以全帝国适用的统一制度和社会行为的持久准则来考虑问
题，而不是用老经验来处理出现的具体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太宗之治（626—649年）是唐代“理想制度”的形成时期，
是一个以良好和井井有条的施政著称的统治期。8世纪后期和9世纪的作者
在怀旧时当然把它说成是黄金时代。但事实上太宗在执政时并没有制订新制
度，政府的政策也没有大变化。政府的基本结构、行政的细节以及政府干预
的限度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早在隋代已被建立和解决，只是在唐高祖时期稍
加修改后又被采用，并体现在624年颁布的一些法典化的法律中。
太宗的真正成就不如说是他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力量以及他个人的施政
“作风”，后一成就使他能在高级官员内部不同的强大贵族集团中树立牢固
的优势。他的最早的修史者之所以赞誉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巩固唐朝国内
外的力量时作出了不容置疑的成就，更多的是因为他果断坚强，同时又是明
智仁慈的君主，一贯愿意倾听他的一批亲密而有才能的智囊的意见。事实上
他被誉为一位明君，他行使权力的做法符合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和反制度的
理想，因而他同官员和传统的历史学家有心心相通之处。
在与大批大臣的日常会晤中，他的政府也对上层官僚广开言路，努力使
他们为王朝矢效忠诚，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的团结精神。①
初唐政府是简朴和节省的。晚至657年，唐朝只有13465个有官品的官
② 浦立本：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 1955 年）。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① 关于他在施政这方面的例子，见H。J。韦克斯勒： 《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征》（纽黑文，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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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来管理可能超过5000万的人口。兵制由民兵保持在最低水平上，这些队伍
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每年轮班服役。政府的日常工作尽量交给挑选的纳税人
以劳役的形式去完成。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已经牢牢地建立起来，地方的
官员也被纳入单一的官僚机构内，州县的职位已不像分裂时期那样由地方的
望族把持。但是，中央虽然牢牢地控制到县一级，人们公认中央的政策和干
预只能在以下几个很有限的活动领域内实行：法律和秩序的维持，司法、税
收及有关的人口登记和土地分配工作，以及对服兵役和劳役的劳动力的动
员。由于地方官员自己不掌握强迫本地居民的武力，地方对政府政策的贯彻
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县官与大批基层的胥吏和村长协商办理，后两种人既是国
家的小雇员，又是地方社会的代表。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京师颁布的政策和地
方的可行性及承诺能力之间进行协调。过于高压的干预政策是完全不可能
的。执行法律太严酷的官吏更可能遭到责难和惩处，而不是受嘉奖。
因此，协调和调节是整个行政体制中的关键。在中央政府中，强大的贵
族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仍然几乎提供政府中的全部高级官员，所以皇帝要受
到牵制，就像地方官员也被他施政的环境所牵制那样。
这种平衡并没有维持很久。太宗的军事野心推动他向中亚扩张，并且又
企图收回汉代的满洲和朝鲜的领土。他的继承者高宗继续进行这些征讨；到
了7世纪70年代，唐代已在波斯边境建立了它的保护国，占领了塔里木和准
噶尔，并在朝鲜打垮了高丽，不过却未能如愿地把它并入帝国。由于这些征
服活动以及需要建立长期的戍边部队以防御北方突厥族这个传统的敌人和新
出现的搞侵略扩张活动的吐蕃国，唐朝亟需建造巨大而昂贵的防御设施。在
国内，官僚机器不断扩大和日趋复杂。开支激增，有入不敷出的危险。税制
受到了压力，政府不得不开征新课。
朝廷的政治平衡也被破坏。太宗有事必躬亲的行政作风，他与官僚集团
树立的共同使命感，在他死后不久已不存在。继承者高宗是一个病夫，他日
益受到其无情的武后的支配，后者在他死后控制了朝廷，最后在691至705
年期间自立新朝，自己称帝 （中国历史中唯一的女统治者）。其政制恐怕不
像传统历史学家声称的那样混乱。但她的统治期在政治上引起了很大的变
化。她的施政作风是专横高压，使用特务并不断进行清洗。她企图消灭李唐
宗室的力量，使许多人被杀；她有意识地抑制王朝的主要支持者，即西北的
世家大族。她使用任性和残暴的施政方法，破坏了官吏阶级的信心，并且给
予她宠幸的一批批小人过分的权力。但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在以前
的朝廷中作用甚小的出身于东部平原大族的官吏，现在开始担任高官，因而
不同地区贵族集团之间的党争不再是政治中的主要因素。第二，从长远观点
看更为重要的是，一批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官僚精英开始在最高的宫廷
机构中任职。①
科举制不是她的创造。它始于隋，并在初唐小规模施行。武后本人通过
考试吸收的人较少。新形势之出现，部分是由于已经出现一批经过考试任职
的官员，他们已有担任高官所必需的高龄和资历。此外，她本人似乎有意识
地选拔中举士子担任朝廷的“清望官”（机要的谘询和审议之职），这些职
① 关于她执政时事迹的十分肤浅的记载，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 年；第2 版，1968 年），
又见外山军治：《则天武后》（东京， 1966 年）； R。W。L。 吉索：《唐代武则天皇后之生平及时代》，1975
年牛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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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由低级人员担任的。中式士子开始被起用为官僚集团中的一批精英，他
们有希望青云直上并可长年累月在中央政府中供职。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贵
族，有的来自一直控制朝廷的“全国性贵族”中的高门大户，有的来自有同
样悠久历史的地方望族中的小“州县贵族”。官僚集团中由此产生的紧张对
立，与其说是像陈寅恪提出的那种阶级出身不同的结果，不如说是官僚结构
内对立的职能集团的分歧的产物。
当武后在705年垮台和唐中兴时，政府到处呈现紧张的征兆。但没有立
刻进行补救，因为武后的继承者中宗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