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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校的扩大，几千名学者和学生自各道进入长安，京师到处举办经
史的讲习。甚至对作皇帝“飞骑”的青年精英分子也提供教员讲授经学，如
果他们证明有能力，也准许应考。②
教育领域的这种活跃气氛必然导致经学解释上的各种矛盾，结果，太宗
不得不下令编纂正统的经籍注疏。太宗命大学者颜师古校订经书本文，638
年，命孔颖达和其他学者作详细的疏义。642年初稿完成，但还需要进一步
加工，续订工作一直继续到7世纪50年代。这些经文和疏义就是众所周知的
《五经正义》，它依然保留着权威性，并为唐代的儒家经典教育奠定了基础。
③
史学
① 《新唐书》，卷172 第5205—5206 页。
② 《文献通考》，卷29 第276 页；《太平御览》，卷629 第1 页。
③ 《唐会要》，卷66 第1157 页。
④ 《唐会要》，卷35 第633 页；《资治通鉴》，卷195 第6135 页。
⑤ 《旧唐书》，卷3 第42 页；《新唐书》，卷48 第1267—1268 页；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北，1958
年），第93 页。
⑥ 《唐会要》，卷64 第1114—1115 页。
① 关于翰林院，可参考A。 比绍夫：《翰林》（巴黎，1964 年）。
② 《资治通鉴》，卷195 第6153 页。
③ 关于经学的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麦克马伦所写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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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的标准文本和疏义的产生只是官方主持的学术活动形式之一。另一
④
个可与它媲美的学术成就是编纂唐以前各朝的正史与建立官方修史的制度。
唐以前的官修史不幸已有好几个世纪被忽视，不论在北朝和南朝都是如此。
作为使新王朝合法化的根据，被看成是奉行天命的唐以前各朝的纪录就是重
要的证明材料。此外，高祖，尤其是太宗，都非常清楚历史典型和前例的力
量。举史事为例和作比喻是当时讨论政治的普遍形式。
编纂北魏、梁、陈、北齐、北周和隋各朝史书的工作始于622年，但由
于朝廷致力于其他事务和指导不力，修史工作中断，一直没有完成。629年，
太宗建立了一个新的修史组织，以房玄龄负总责，魏徵任主编；它于636年
完成了梁、陈、北齐、周和隋朝各史。编修北魏历史的工作因已有6世纪中
叶的初稿，所以放弃了。但这项工作在636年以后继续进行。新的晋代的历
史成于644至646年。 636年修的那些史书中没有大分裂时期诸王朝的志，
但到656年太宗的继承者高宗时期，这些志终于完成并送呈皇帝。
修史工作出现很多困难。如修新的晋史时，史官必须考虑现存的十八家
晋史。在写此后的历史时，梁、陈、北齐的纪录虽然完备，但更重要的北周
和隋的纪录则一片混乱。隋代的很多档案被王世充在洛阳毁掉，而更多的档
案是从洛阳往长安运送隋代图书和纪录的船只在黄河沉没时损失的。太宗的
史官尽力用私家的藏书和前朝皇族保存的纪录弥补这一缺陷。他们亲自访问
①
这些家族的成员，并搜集其他人的回忆录，其中一人是以记忆力强而驰名的
医生。②
修史工作在一个钦定机构中进行，它与成立于629年的一个全新的政府
组织——史馆——合作。史馆不仅负责编纂前代的历史，还要随时编纂本朝
的历史纪录。
国家建立史馆成为中国持续到本世纪的一个长期特征，而且编纂本朝纪
③
录的基本步骤也确立于唐初。人们常忽视这一非常了不起的创新。前此的王
朝史虽然也是由史官在皇帝主持下编写并利用了国家档案，但它仍是学者的
私家著作。在太宗治下，修史——或者不如说是官方修史——成了一个官方
任务。同时，历史也成了集体学术项目，它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在大臣的指
导下由文学侍从之臣来编写。另一创新之举是建立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
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这主要又是受到太宗的鼓
励，因为他一心想给后世留下他的历史形象。
这种新的官修史工作很快就发展出了一个不受皇帝干预的真正而独立的
理想意识；而且就在太宗在位时期就发生了皇帝和史臣之间关于实录内容不
同意见的摩擦。但官方控制也给国家以歪曲纪录的权力。例如，我们看到官
方纪录怎样歪曲了太宗在创业中的作用和隐瞒导致玄武门政变的事实。
图书的搜集和图书馆
④ 关于唐初史学的详情，可参考注③所引之书。
① 《魏郑公谏录》，卷4 第42—46 页。
② 《旧唐书》，卷191 第5096 页。
③ 详情可参考 《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崔瑞德所写的有关政府制度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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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年，隋朝皇室藏书的十之八九在用船从洛阳运往长安的途中沉没于
黄河。劫余所存不过14000部，总计约90000卷。高祖和太宗时期都致力于
弥补这个灾难性的损失。622年，高祖下令搜求死去学者们的藏书以充实皇
室的收藏。到太宗即位时弘文馆的藏书已有20多万卷，学士们用了几年时间
把这些书分为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在整个太宗时期，他下令继续搜求珍贵
的和古代的书籍，并打算审正珍贵书籍的本文。在太宗晚期，他购买了一个
有名的晋朝学者的藏书，全国各地学者也被鼓励向皇室的图书馆献书。①
这些学术项目吸引了官员中一大批学者精英人物参加。有很多参加过修
史、解经，并在文学和学术岗位上任职的人，在太宗死后都跻身显要。这样
的学术项目，使唐王朝得到了精英文人的拥护。
和佛教僧徒的关系
除了官僚阶层以外，最有势力的集团恐怕就是佛教僧徒，太宗不得不面
对他们所加于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制的威胁。
太宗个人对佛教的态度看来是很消极的，他从不像虔诚的隋文帝和炀帝
那样大行布施和庇护僧徒。可是太宗清楚地认识到疏远佛教团体（尤其是在
他还没有巩固他自己的政权时）的危险性。因此，他作为皇帝的头一个行动
就是废除他父亲晚年提出的严厉的反佛教措施。此外，他给佛教以有限的庇
护，让僧徒在宫中行佛事，给几千名僧尼以度牒。他还命令寺院给为唐朝战
死的人作法会，要他们祈求神灵护卫国家和保证国家的兴盛。但这些措施的
终极目的是世俗的和物质的。皇帝对佛教精神境界的兴趣仅限于与国家利益
一致的方面。
甚至自太宗初年起，他就清楚地表示了要控制佛教寺院活动的决心。627
年，他采取行动以反对一个多年来的积弊，即以非法出家作为逃避赋税的手
段；629年，他下令对非法出家的僧徒要处以死刑。太宗的反佛教措施愈演
愈烈。至少在一件事上他的措施是空前的。631年，他成了中国头一个禁止
僧尼受亲生父母致拜的皇帝，因为这种举动违反世俗社会的风习。虽然在633
年他在佛教徒和他们的有势力的支持者的压力下接受劝告，废除了这个命
令，可是这一行动表示了这位皇帝对佛教教义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关心。637
年，他又命令男女道士在国家主持的一切典礼上都要居僧徒之上。同年，他
还发布了一份攻击佛教的告谕，说它是一个外国宗教，以诡诈和神怪诱骗轻
信的群众；又说，粗浅的佛教教义比不上渊奥的中国传统的道教。同年的第
三个措施是颁布“道僧格”，它提出了一个官方管制僧徒行为的世俗法律体
制，而以前僧徒仅受体现“毗奈耶”（戒律）之中的宗教纪律的约束。639
年，太宗命令僧徒遵守《佛遗教经》中规定的严格的行为准则，这部经据说
是阐述佛临死时的教导。这个命令严格限制僧徒参与世俗的和政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