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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
能遍知乎！”②
太宗就这样在群臣面前采取谦恭下士的态度，渴望学习，尽力征求他们
的意见和坦率的批评。
尽管表面上显示出谦虚，但在626年阴历八月九日他即位之后，事实证
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
虽然比起他父亲高祖来，他相对地缺乏文治经验，可是不久他就给唐政府带
来一种新鲜的、事必躬亲的和有吸引力的作风，这种作风基本上建立在他个
人的明察、过人的精力、勤奋不息和善于用人的基础之上。
他倾注于治国的精力是惊人的，并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样。他的宰相们
轮流在中书、门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昼夜地随时召对。当谏书多起来时，
他把它们粘在寝室墙上，以便能对它们审查和考虑，直到深夜。
他谨遵儒家的教导，使士大夫参与国事并有权有责，而且事实证明，他
对文人的谏诤和压力非常敏感而负责。他虚心征求群臣和顾问的坦率批评，
并诚心诚意地利用他们的批评改善政务。他即位不久，就使谏官参加门下和
①
中书两省大臣们的国事讨论，以便有失误时可及时纠正。他还使所有的官员
都可议论政事而不必畏惧，并使他们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和请
求。
太宗不只对群臣有上述的一般要求，而且还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
系，这就是让他们觉得，在制定政策和处理国事方面，他们是起了重要作用
的。如果我们看到太宗在传统史书中的形象常常被理想化了，这不仅是由于
他自己力图影响历史的记载，而且还由于史官们也受到作为士大夫所应有的
责任感的影响，他们当然会把一个如此关心他们本阶级而且行为近乎儒家思
想的皇帝偶像化。
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觉遵奉的另一个儒家美德就是节俭。他严格地削减了
大型公共工程，以减轻民众的劳役负担和赋税。他在即位后几个月内对群臣
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
①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53—6054 页；《贞观政要》，卷8 第24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3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2 第5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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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富而国亡。”这样地宣扬节俭和关心民众福利，自然使朝廷的儒臣们高兴，
也使他大得民心。
627年阴历元旦，太宗取年号为“贞观”，后世历史家对他的被理想化
的施政画卷尊之为“贞观之治”。它证明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样板，激励了
后世如乾隆皇帝、忽必烈汗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
可是这个理想的形象只适用于太宗在位的初期。到了7世纪30年代的中
期，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固和帝国边境的扩展，太宗对他自己的治国之术变得
越来越自信，独断专行和自以为是开始发展。他早年的节俭和爱惜民力的经
济政策让位于大修宫苑和广兴公共工程之举了。
629年和630年，谏官们一再劝告，不要大规模地重修洛阳的隋代宫殿，
因为这样就易蹈隋末的覆辙，可是在631年，太宗仍命令整修隋代宫殿；但
①
当他看到完工后的宫殿过于华丽时，又下令把它拆毁。在同一年，太宗重修
②
凤翔府的隋代仁寿宫，随着又建造了不少于四个新的宫殿：即建于634年的
③ ④
大明宫，后来成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处；建于637年的飞山宫；建于640
⑤ ⑥
年的襄城宫；建于647年的玉华宫。我们举一例以见工程之大：襄城宫的
建造，用了大约200万个工时。即使是这样费工，当641年竣工时太宗发觉
它是建立在暑热和不合意之地，又命把它夷为平地，并把主持建造的将作大
⑦
匠降了级。647年，大量公共工程的费用成了推迟预定在次年举行封禅的原
因之一。⑧
太宗放弃节俭的方针也表现在别的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举行他父
亲和他弟弟元吉喜爱的那种隆重的大狩猎活动。这种狩猎，与其说是单纯的
捕猎活动，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当地人民来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
但在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猎又变成了经常的事，使他长期离朝在外。637
年，有一个皇子因沉溺狩猎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称：“权万纪（皇子的老
师）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御史柳范冷冷地回奏说：“房玄龄事
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宫。①
在7世纪30年代初期，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对他放弃早年的具有特色的行
事方针开始表示不满。到了637年，这种担心的呼声更大而且公开化了。在
②
那一年，马周抱怨劳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关心民众，呼吁恢复早年的政策。
魏徵在次年也陈诉说，自627年以来太宗的施政作风变了，越来越独断、自
负和浪费。③
②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26 页。
① 《唐会要》，卷30 第551—552 页；《资治通鉴》，卷193 第6079—6080 页；同书，第6088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3 第6088 页。
③ 《唐会要》，卷30 第553 页。原名永安宫，635 年改名大明宫。
④ 《唐会要》，卷30 第560 页。
⑤ 《唐会要》，卷30 第560 页。
⑥ 《唐会要》卷30 第555 页；《资治通鉴》，卷198 第6248 页。
⑦ 《唐会要》，卷30 第560 页。
⑧ 《资治通鉴》，卷198 第6248 页。
① 《旧唐书》，卷74 第2615—2618 页。
② 《旧唐书》，卷74 第2615—2618 页。
③ 《魏郑公谏录》，王献功刊本（长沙，1883 年），卷1 第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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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宗权力的日益巩固，他开始更加专断而不顾群臣的意见。他过去
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关系有了裂痕；他开始对批评置之不理，并威吓那些
和他意见不同的人们。648年，他的宰相房玄龄临终时难过地说，现在朝廷
④
已无人敢犯颜强谏了。太宗过去对顾问大臣们的谦虚态度已为帝王的专断所
取代。他晚年经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他自己认为已超过以前的其他伟大
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谀之辞来满足他的骄傲。
虽然太宗终其身未能实现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
“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
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
④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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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朝的群臣
在最高级行政官署中，太宗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这些人大多数是在
其父执政、他为秦王时的文、武幕僚。但有两个杰出人物是例外，即作过被
害太子建成的顾问的魏徵和王珪；此事雄辩地证明了太宗用人唯才，可以不
管其人过去的历史背景。他曾经这样写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
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
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
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①
这位青年天子用人通常是选择与他志趣相投的人。他逐渐罢免了高祖时
代的旧人，而起用自己的年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