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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那些想应科考的人，唐高祖在长安重开了隋代的三种学校，即
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所有这些学校都着重教授经书。它们最后都受公元
627年开办的国子监的管理。公元626年，它们总共只有学生342名，他们
几乎都是皇室、贵族和品级最高的官员的子弟。只有最低级的四门学才除外，
① ②
略有放松。公元624年，唐高祖下令在各州县一律设立学校。
管理宗教集团的有力措施
③ 《旧唐书》，卷50 第2133—2134 页。
④ 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1933），第12—13 页。
① 《唐大诏令集》，卷82 第470 页。
② 《新唐书》，卷44 第1163 页；《唐摭言》（《丛书集成》版），卷15 第159 页。见福岛繁次郎：《唐
代的贡举制》，载 《中国南北朝史研究》（东京，1962 年），第58—65 页；戴何都：《〈新唐书〉选举
志译注》 （巴黎，1932 年），第160 页。
① 《唐会要》，卷66 第1157 页；《资治通鉴》，卷185 第5792 页。
② 《新唐书》，卷49 下第1314 页；《资治通鉴》，卷185 第5792 页；《唐大诏令集》，卷105 第537 页；
《全唐文》，卷3 第1 —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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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南北朝大分裂时期，道、释二教变成了颓废官吏阶层哲学的和宗
教的主要寄托。这种宗教也在平民百姓中广有徒众，而且创立了道士、僧尼
的巨大宗教社团。它们对历代的中央政权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是由于以
下几点：它们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土地、寺院和庙宇，拥有珍贵金属所制
造的圣物；宗教社团的成员实际上宣布不承担对国家、自己的家庭和社会的
一切责任，因而使国家蒙受大量的人力损失；在寺院土地上作为农奴劳动的
依附家庭和依附男女数目庞大。
随着隋代的重新统一中国，特别是在唐代，儒家思想又变成了官吏们关
心的大事，因为他们现在正全力巩固他们在这新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
内的权力。释、道、儒为了取悦知识分子精英人物而展开了尖锐的争夺人心
之战；在唐朝初年，这三方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朝廷上展开激烈的辩论，由皇
帝亲自主持其事。
公元621年和624年，太史令、中国的保守派代言人傅奕在奏疏中攻击
佛教为外来的和有害的宗教，因为它把数以万计的男女都诱入不参加正常社
③
会活动的歧途，因此他请皇帝在中国废除佛法。唐高祖自然不愿对如此声势
浩大的佛教进行干预，不过佛教和道教拥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这不能不
使他像前人那样产生忧虑和担心。
直到公元626年阴历五月，皇帝才采取有效措施反对佛教，同时他也设
法对道教组织实行了更大程度的国家控制。他限定了京城和各州的佛寺和道
观的数目；在京城，他把佛寺的数目从120个减到3个；道观从10个减到1
个。各州只许各设一座佛寺和道观。凡不真正属于宗教组织之僧尼，均应着
①
令还俗。这些指示几乎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行，因为它们在三个月以后撤消，
那时李世民攘夺了政府的权力。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唐高祖的丧失权力可能
同他对佛教和道教采取高压措施有关。我们至少知道，李世民的随从人员在
他掌权以前就曾在文字和口头上为佛教辩护，所以这足以表明，李世民及其
一伙当时正在争取全国佛教信徒的支持。②
③ 《唐会要》，卷47 第835 页；《资治通鉴》，卷191 第6001—6002 页。见芮沃寿：《傅奕与对佛教的
抵制》，载 《思想史杂志》，12 （1951 年），第33—47 页。
① 《唐会要》，卷47 第836 页；《旧唐书》，卷1 第16—17 页；《记古今佛道论衡》，载《大正新修大
藏经》，卷52 第381 页。
② 见芮沃寿：《唐太宗和佛教》，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第245—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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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与东突厥的关系
唐高祖之治的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工作。
但是在唐代初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内的敌手，而是来自一个外族政权
——东突厥人。唐高祖充分了解唐王朝还处于军事软弱的地位，所以经常贿
赂东突厥人不要侵犯唐朝领土，也不要他们帮助已宣布成为突厥附庸的那些
叛乱者。他在位期间，给突厥可汗大量送礼是常例。但是，唐高祖的收买政
策并不十分顺利，因为突厥人索贿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派往长安的使者并
不尊敬皇帝，反而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唐高祖被迫
允许东突厥的使节们刺杀了西突厥的曷萨那可汗；后者从前曾向唐王进贡，
此时正在长安。不仅如此，东突厥人还勾结北方各叛乱者再次进犯中国。
在计划于公元619年初期进犯中国的前夕，始毕可汗死了。他的儿子尚
未成年，因而由他的兄弟接任为处罗可汗——他不久于620年死去。处罗可
汗由另一兄弟颉利可汗（公元620—630年在位）继位，此人在高祖年间和唐
太宗初年被认为是唐王朝的大患。
公元622年，颉利率领号称15万人的大军进犯唐王朝原根据地太原，但
被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统兵击退。突厥人屡屡进犯京城长安的周围地区，形势
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京师在公元624年后期不得不实行戒严。根据传统的记
述，高祖曾认真地考虑把都城迁到更安全的地方以避突厥人之锋，他并且派
①
过一个官员去勘察新都几个可能的地址。次年，原已于公元 622年解散了
的12个军又重新建立，以便对付突厥人的威胁。公元625年年中，颉利可汗
又率大军再次攻击太原，使唐军受了很大损失。甚至在高祖统治的最后几个
月内，东突厥还在攻打北方边境，因此皇帝不得不命令地方官员加固城垣，
多挖护城河，严加防备。
虽然唐高祖历来受到后世种族中心论的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说他
在唐朝初年屈从于突厥人；虽然他的收买政策未能挡住突厥人接二连三的进
犯，但他确在王朝危急的时期成功地买得了安全。这个喘息时机，首先使唐
军在进入隋都时免除了腹背受敌之虞，后来又使唐军巩固了在陕西的力量。
它还使唐朝能够在太子建成的指挥下开始筹划北方边境的防御工作，这虽然
不能完全阻止突厥人的入侵，却为汉人在唐高祖在位的余年坚强有力地抗拒
突厥人的进犯打下了基础。
① 传统的史学家指出，经李世民劝阻，这一计划未付诸实施。见李树桐： 《唐史考辨》，第55—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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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和内禅
与唐高祖逐鹿的群雄纷纷败于战阵，朝廷上也已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宁
静的气氛，这时以太子建成及支持他的幼弟李元吉为一方，以建成之弟李世
民为另一方的早在战争时期即已潜滋暗长的仇恨终于表面化了，并且发展为
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建成和元吉两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
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
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
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例如，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
—1086年）就深知当时的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有偏颇不实之语。①
到了公元621年，李世民由于战胜了窦建德和王世充而声誉骤隆，太子
建成则因大部分时间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未能树立同样的声望。也就在
这一年，唐高祖把李世民的地位提高到全国其余一切贵族之上，命他掌握东
部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