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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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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①
如果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历史著作
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605年炀帝从
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蔑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
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
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
述：
“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
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
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作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
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
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
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
（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
所引的文字中。
中国势力的继续扩张
由于隋代两个皇帝的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没有突然中断，所以我在前面已
对隋朝与几个国外民族的关系作了总的叙述。我论述了对占婆的入侵，它实
际上始于文帝而终于炀帝；论述了对付东突厥人的成就，但他们在炀帝时依
然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向西的扩张（包括征服吐谷浑和把他们赶出世代
居住的放牧领地）、对东中国海的远征和与日本的建交则是炀帝时代历史的
部分内容。虽然文帝在598年对高丽进行了短期的灾难性的水陆远征，但他
满足于高丽统治者的形式上的臣服，拒绝再作进一步的干预。炀帝直到他最
后毁灭，一直对该地区怀有更大的野心，这将在后面进行叙述。中国历史中
通常的评价是：文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谨慎明智，而炀帝则任性放纵。但在
他们执政时期，边境有两种战争：一种是要确保东亚新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
支配地位；一种则出于掠夺的欲望或个人的猎奇心理。汉的中央政治和文化
秩序优于所有国家，这不但证明它理应防御，而且也证明它有理由使弱小民
族受它的支配，根据这一古老的传统，前一种战争是师出有名的。后一种战
争规模和代价较小，同样是一种可追溯到秦始皇的古老传统，表现为帝国专
制君主纵情于猎奇和对异国珍奇的爱好，不惜让国家派兵出征。现在让我们
探讨这两种对外干预的行动。
① 马伯乐：《浙江考古队的简要报告》，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4 （1914 年），第5 页。
② 《隋书》，卷24 第686—687 页；白乐日：《 中的食货志》，第5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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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求
关于名为流求的岛屿的确切地点已有很多争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此名
称指的是台湾；赫格瑙尔和几个中国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隋代它是从
菲律宾远至日本的东中国海中所有岛屿的笼统名称。610年，当炀帝最初派
军“平定”流求未遂时，他就指定将领在今浙江地区征募一支新的攻击部队。
隋军遇到顽强的抵抗。史籍记载两种远征结果：一、通常的凯旋之说。中国
军队得胜，打败并处决了流求王，中国将领俘获大量奴隶回国，奖赏和提升
得胜的将领；二、战败之说。抓获战俘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兵力过于扩散，
入侵兵将因染病而死者十之八九。不管人们采纳何种说法，史籍一般都未说
隋准备在东中国海诸岛上郑重地或长期地建立政权。
日本
日本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自汉以来，它一直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文化
影响大部分通过朝鲜传入，它在那里有相当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日本诸
藩至少名义上向北方的主要王朝纳贡。当他们知道中国重新统一对，日本人
当然注意了解大陆新秩序的详情。开皇时期（581—600年），日本可能已派
使节至中国，但第一个正式使节在607年到达。使者称炀帝为“海西菩萨天
子重兴佛法”，并说他带一批佛僧前来学佛法。他然后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
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对这种无意的冒犯深
为不快，于是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尽管出现这种失礼，中
国人仍在次年派一级别相当低的使节去日本，他带回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
完整和准确的报道。使者显然顺利地离开，这时所发展起来的关系对于日本
的文化史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①
吐谷浑
在东突厥帝国全盛时期，吐谷浑早已是突厥人的附庸。他们在青海湖周
围有牧地，其地位于通往玉门关沿线一些卫戍市镇之南，几个世纪以来，他
们对这些市镇进行袭扰。608年，他们受铁勒部的攻击，其可汗派一使者要
求臣服于中国并得到援助。炀帝派凶悍的宇文述率军前往“欢迎”。吐谷浑
一见这支欢迎的军队就四方溃逃。中国人发动进攻，取首级数千，俘获其首
领，并使男女约4000人沦为奴隶。据《资治通鉴》记载，“其故地皆空，东
①
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这次
“征服”与其他的征服一样，没有维持到隋的灭亡，这样，吐谷浑就必须由
后来的唐王朝再去对付了。
突厥
前面已经叙述东西突厥人的帝国分裂成两个独立和经常火并的帝国的情
况，这对隋朝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炀帝全盛时期，西突厥人对他似乎是一个次要问题，一个以少量代价
即能为中原帝国所用的累赘。他们当时所占的领土紧靠中国西部，但他们祖
先的辽阔帝国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可汗处罗的母亲本是中国人，她留在隋都
充当人质和中国与西突厥人之间的调解人。610年当处罗表现出独立的愿望
①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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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隋帝采纳裴矩的意见另立一对立的可汗射匮，后者成功地把处罗及其骑
兵赶出其领地。处罗的中国母亲被派往他在西面的避难地，说服他来到隋都，
在那里受到隋帝矫揉造作的隆重接待。他带着一批随从在 612年前留在隋
都，可能被作为备用的潜在的对立可汗，用以对付东突厥人或向力量日增的
射匮挑战。处罗与其骑兵随炀帝对高丽进行第一次远征，因战功而受到厚赐。
炀帝希望在处罗故地重立他为可汗，但因隋亡而没有实现。
但占有大致相当于近代蒙古草原领土的东突厥帝国却对中国北方边境的
中部构成了威胁。如前所述，隋很早就开始修建和扩建长城；炀帝在607年
建造或重建了一段漫长的呈L形的长城；其较长的一段与黄河南北向的河道
平行，蜿蜒于今山西和陕西省之间；较短的一段大致沿山西北部边界由西向
东，与原来早就存在的长城相接。但要遏制突厥人，仅靠城墙是不够的，所
以炀帝不时采用一种或几种中国的传统策略：让突厥可汗的子侄住在隋都受
“教育”；让部落在中国领土上定居；和亲政策；封赠和废黜可汗称号；朝
贡和中国回赠礼物；定期在指定地点进行以物易物贸易 （一般以中国的丝绸
换突厥的马匹）；各种政治阴谋。炀帝依靠的边境政策专家为裴矩，他利用
他在极西城镇张掖 （甘州）和敦煌的任命，为其主公收集情报并成功地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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