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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妖术的所谓证据，贬黜了四子，证据还引起了他对五子汉王杨谅的忠诚的
怀疑。604年夏，文帝患病。根据文字记载，太子及其心腹杨素加速了文帝
的死亡，而且还扣下了文帝的再立杨勇为皇太子的临终遗书。人们有理由怀
疑其中的某些记载，不过虽然大部分证据有倾向性，杨广或其心腹之一似乎
仍有可能加速了他父亲的死亡。八天后杨广登位，成为隋朝第二代皇帝。他
的幼弟汉王杨谅在东部叛乱，杨谅的谋士力劝谅在富饶的华北平原——原北
齐的领土——割据称霸。但谅优柔寡断，事实证明他不是杨素的对手，后者
击溃了他的军队并将他俘获。新帝施恩免杨谅死罪，但他不久“死于狱中”。
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
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的“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
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
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
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
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
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
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
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
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
“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
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
① 《隋书》，卷61 第1470 页。
② 山崎宏：《炀帝之四道场》，载《东洋学报》，34 （1952 年），第2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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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野心勃勃的计划。”的确，他从他的勤奋的父亲手中继承了一个统一和繁
荣的帝国。他计划武力扩大帝国的领土和影响，并付诸行动。但他的这些梦
想和远征既不是狂想，也不是没有前例的。它们倒不如说充实了他父亲已经
仿效而他本人设法去完成的汉帝国的模式。只是由于他最后一次冒险行动的
灾难性的失败，他的过去给人以恐怖的形象，他执政的全部历史才遭到了歪
曲。当我们考察了他的政治作风以及他的高级官员和亲密顾问，我们也许就
能更多地看到他的复杂的性格。我们首先应注意萧后，虽然她显然是他的知
心人，但却不像他的母后那样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
我们如果看到山崎宏所列的隋朝上层文武官员的表，就会发现炀帝任命
官员的作风与其父非常相似。两者似乎都具有同样的倾向，即任命亲属和同
乡，总的来说，任命有混合血统的西北贵族。有几个人在父子执政期间都担
任要职。例如宇文恺，此人为善搞工程的人才。他计划和建设过隋的新都，
并继续从事建设项目：运河、皇宫、几段长城以及炀帝向突厥人炫耀的行殿
和大帐。他在辽河设计了一座桥梁以用于对高丽的首次远征；在612年死亡
时，他任工部尚书。另一个为杨坚父子效忠的大臣为牛弘——一位长髯和语
言迟钝的沉着的西北人。他具有非凡的事迹。在隋初，他说服文帝开始系统
地收集中国的文化遗产 （如同汉代很久以前所做的那样），即搜集在大分裂
的动乱时期分散在各地的书籍。他建议通过收买或没收，以取得私人的藏书；
而秘书省的藏书又成了《隋书》中经籍志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南北朝时
期文献的基本指南。牛弘是发展隋律的主要人物，并任礼部尚书至少有三年
①
之久。白乐日认为他在编纂隋的法典时起了主要作用。从599年到他在601
年死去前，他是威望很高的吏部的尚书，因为吏部拥有隋帝授予的选拔、任
命和提升官员的大权。在牛弘负责选拔制时，《通典》说他优先考虑的是个
②
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下文将要谈到吏部的权力在炀帝时期稍有缩小。这位
随和并显然是清廉的大臣与炀帝是莫逆之交。当炀帝为太子时，他们互赠诗
文，据说牛弘曾被召进内宫参加有皇后在场的酒筵——这是一种特殊的恩
宠。当他死于江都时，炀帝深为悲痛，并将其遗体运到极西的故土。
我们还可以继续描述那些效忠于炀帝的高级的和有威望的官员，但约从
609年起，行使权力的地点及关键的决策地点已从以前的行政官署和其中的
官员那里转移出来。炀帝的特点是一贯好动。他有三个都城：西部的国都大
兴城，华北平原南部的洛阳和他所喜爱的、并在那里任了九年总管的江都。
他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京都之间，并携带许多随从。此外，他常往北
去长城视察防务或与突厥可汗谈判；608年，他带随从浩浩荡荡去亲祠五岳
之一，河北的恒山。609年，他从河西走廊出发亲征吐谷浑。炀帝是个不肯
安定的人；他对日常行政显然不屑一顾而喜欢巡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好
向其臣民炫耀王朝的富强及亲自了解地方情况。据记载，他在609年曾说：
“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南北朝时期）多傅脂粉，坐深宫，不
①
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在场的一朝臣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对当时的炀帝来说，天子的巡行几乎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他在全国建造了
① 哈罗德·拉斯韦尔：《心理学和政治学》（芝加哥，1930 年），第50 页。
① 白乐日：《 中的刑法志》，第162—163 页。
② 《通典》，卷14 第8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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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离宫，以便他在巡行过程中能休息一天或一周。
这种生活作风意味着他不可能效法他父亲的那种特有的方式，按严格日
程和有条不紊地主持政务——这种方式只适用于隋国都中按职能划分的各
区。据记载，他的一个朝臣曾向他建议“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炀帝也同
②
意他的意见。不管这一记载是否属实，但上述的具体环境、他本人的个性和
一些有心计的朝臣的迁就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使他越来越依靠日益缩小的
心腹顾问集团。这个集团最后当然使炀帝为它所用，同时，其成员助长了他
的利己主义，迎合他的偏见和“清除”那些向他提出建议的具有独立精神的
人。我们必须先论述后一种情况，才能转而叙述这一核心集团的作用。
有一人略与后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类型不同。杨素——我称他为文
帝的心腹谋士——在为炀帝粉碎汉王杨谅的叛乱时得到炀帝的厚赏，因为杨
谅是对炀帝即位的唯一的严重威胁。杨素得到高官和显赫的爵位及丰厚的收
入，但——如果我们相信史籍记载的话——他对炀帝为取得帝位而进行的一
系列阴谋“知情太多”。在606年，当他得病时，据记载，炀帝派御医前往，
设法使杨素一命呜呼。这个老武夫知道他的处境，服“药”后突然以其最后
①
的佛教的虔诚对其亲戚说：“我岂须更活耶？”他遗留大量财产，这无疑证
明了他的贪婪，而且也证明了两个皇帝对他的赏识，他们每当需要他执行一
项特别困难和见不得人的任务时，就知道他的价值和代价了。
文帝执政时的重臣和将领高颎曾因独孤皇后的谗言而被贬。炀帝即位
后，立刻让这位老人复职，并授予显赫的官衔。607年，高颎及他一代的其
他官员直言不讳地批评新帝的政策及朝廷的风气。这些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