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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花缭乱的文学风格在同僚中赢得了尊敬。但是，当870年刘瞻和他的政治
伙伴被贬逐出京师时，郑畋几乎立即遭到另一次挫折。他被派遣到遥远南方
一个无足轻重的沿海州中去做刺史。
僖宗在874年的阴历十月又同时任卢携为相，从而首次补齐了四个宰相
②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67 页；萧倣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2 第4480—4482 页；《新唐书》，
卷101 第3959—396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71 页。崔彦昭传记见《旧唐书》，卷178 第4628—4630 页；《新唐书》，
卷183 第5380—5381 页。
② 见王谠：《唐语林》（上海，1957 年），卷3 第76—77 页。引自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
第40—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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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职位，这是整个僖宗朝在京师的宰相的标准数。卢携出身于河北范阳卢氏
望族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支系。卢携是一个和他的同僚郑畋很不相同的人
物，两人之间的唯一关系是他们都是东北贵族集团的成员。他在855年中进
士，在宣宗和懿宗两朝接连升官，担任重要职务。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庶出成
员，他与懿宗朝的许多高官没有差别。但是他对9世纪60年代逐步造成的普
遍危机以及外地州镇的悲惨状况是有清楚的认识的。
由于他的任命，政府中的四名宰相是满员的，他们是萧倣、崔彦昭、郑
畋和卢携：他们都有很高的名望、丰富的经验、能力以及个人的正直品质。
他们组成了一个远比懿宗时期的任何宰辅大臣更为能干的集团，因为懿宗很
少任命这样高水平的宰相，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从不多于一人或二人。新任命
的宰相们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在懿宗时期迅速蔓延的腐化现象。他们受命仅
几个月，政府就以大大提高了的公正和效率进行工作，与此同时，前朝一些
精心追求形式的做法被废除了。②
社会问题与盗匪活动的增加
朝廷中的新领导面对一种令人气馁的局面。僖宗嗣位后不久，874年初，
当时的翰林学士卢携向皇上呈上一份感人的奏疏，详细叙述了自9世纪60
①
年代以来日益加剧的危急状况。这确实是令人沮丧的描述：前一年是一个干
旱和饥荒的年头，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冬天的蔬
菜很少。饥荒地区面临着大批人饿死的危险，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树叶为食。
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灾难，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赋税，农民为了完纳
正式的赋税被迫卖掉房屋的木头，将自己的子女卖为奴婢，他们的妻子受雇
为仆人。
卢携极力主张立即采取救济的措施，在百姓“无生计”以前应停止征税。
朝廷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但官员们发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皇帝发布的救灾
诏令被看成发了一纸空文。
这有力说明了这几位宰相在处理各地许多大问题时面临的基本情况；甚
至考虑最周详的政策在面对如此大量的和难以处理的问题时也几乎不可能贯
彻下去。但是他们确实很周密地考虑了国家的状况。
875年正月，一项涉及全面政策的诏令作为皇帝的大赦令的一部分发布
②
了。这是唐代发布的诏令中最长和最详细的一件。它彻底地和有根据地仔细
讨论了当时许多严重的社会、财政和制度上的问题，并提出了详细的改革方
案。它表现出惊人的乐观态度，如果不是在这样不祥的时间里发布，它可能
产生一种有利的效果。它显示了对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争端的清醒认识，
并证明了唐代后期的衰落不能仅仅归咎于行政管理的无能。因为政府至少暂
时是由一些明智的有才之士所掌握，他们全都富有经验，了解民情，而且对
王朝忠心耿耿。
到9世纪70年代时盗匪活动已很普遍。盗匪的发生率在黄、淮之间人口
稠密的平原地区最高，在那里政府频繁的压榨和经常的自然灾害结合在一
① 卢携传记见《旧唐书》，卷178 第4638—4639 页；《新唐书》，卷184 第5398—539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68—8169 页；《全唐文》，卷792 第13—14 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72 第400—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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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致使许多人被迫亡命，出没于荒地原野之中，
流为盗匪。大平原的西边和南边是丘陵地区，盗匪能自由来往，而官军进入
则需冒很大的危险，沿海一带是为数众多的重要产盐区，由于政府垄断的盐
价愈来愈高，这些地区私盐贩卖盛行。武装的盗匪集团从事这种非法的贸易，
不时抢掠他们容易到达的长江流域的商人和村镇。
在僖宗统治的初年，盗匪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以前盗匪已是一个
足够严重的问题，地方上的高级官员因此得向皇帝提出详细的奏疏，并精心
地提出防止的办法。盗匪固然危及公众安全和行政管理的稳定，但更严重的
是对商业和政府赋税形成威胁。然而到9世纪70年代初，有些规模类似小型
军队的盗匪，已能劫掠农村，甚至攻打有城墙的城市，从而直接与政府对抗。
在盗匪集团与政府军之间发生了严酷的战斗，875年开始了持续将近10年的
大规模镇压盗匪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中国几乎所有地区的权力结构都完全
改变了。这种冲突不仅仅是权力突然和全面崩溃的结果，虽则官员中间败坏
的风气使得政府难以对混乱局面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也是几十年前开始的长
期社会混乱和普遍军事化的最后阶段。
撇开盗匪不说，许多迹象表明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政权是不
稳定的，正在多方面受到挑战，而这在几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在869
年，在洛阳以东只有60英里的陕州的百姓驱逐并羞辱了一个傲慢而且残酷的
观察使，因为这个官员在发生旱灾时拒绝他们请求救济的呼吁。政府决定与
其惩办百姓，不如黜免这个官员。在这个例子中表现出来的谨慎显然是受到
庞勋叛乱前车之鉴的影响，因为这场叛乱经过一年的残酷战斗以后，平定还
不到一个月。下一年，淮西光州的百姓赶走了他们的刺史，有些官员极力主
张应该严惩该地百姓，以防再发生同类事件。874年腊月，僖宗刚嗣位不久，
京师正东南的商州百姓采取同样行动反对他们的刺史王枢。当时他用低价购
买百姓粮食，百姓便殴打他，并杀死了他的两名助手。在平时，这样的事情
将被视作反对政权的大逆不道行为。但在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
已是很普通的事了。①
这一类事件尽管使唐王朝感到烦恼，却很容易镇压下去，而不致成为大
叛乱的中心。有责任的官员能被撤换，几支军队可以进驻，肇事的头目们则
可以被孤立起来并处死。它们本身并未表现出大的危险性，但却表明了更深
更广泛的动乱的可能。在这样的城市骚乱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绝望情绪，它把
在正常情况下仅仅是地区犯罪集团的盗匪团伙变成了大规模的组织良好和充
分武装的联盟：它能够在软弱的政权面前为所欲为而很少受到惩罚。
盗匪武装的力量和它能够把众多的军队投入战场的突然性，像在此以前
由裘甫和庞勋领导的叛乱那样依靠的是那些被社会冷落了的居民的广泛支
持。被剥夺了生计的乡村贫民数量有增无已，对于许多人来说最方便的出路
便是去参加遍及各地的某一团伙。
盗匪团伙的社会构成和组织
关于大量盗匪团伙支持者的情况我们所知不详，只能作最概括的说明。
历史学家称他们为亡命，即离开家庭或家乡而放弃了正规社会中的合法地位
① 关于这些事件，见《资治通鉴》，卷251 第8144—8145 页；卷252 第8158 和8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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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这种逃离本土的人们既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