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眈眈，它不但进入缅国，而且也指向东南的中国安南和岭南地区，虽然它们
之间阻隔着崇山峻岭。尽管交通困难，南诏仍能调动大量军队进攻安南，给
唐朝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四川，朝廷关心的是可能失去一个与朝廷有
密切政治联系的富饶地区。在安南，关心的性质则全然不同，它更多是为了
威信，特别是贸易，因为南部港口是通过繁荣的海岸贸易而和长江下游港口
联系起来的国际海运贸易的中心。中国对经过中亚通往西方的陆上交通的控
制仍很不稳定，朝廷对丧失南方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得不予以认真考虑。主要
忧虑的是对海路贸易的最大中心广州可能出现的威胁。
846年，有记载说安南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部落的袭击，袭击根源在于
南诏。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的骚乱日益严重，这主要是中国官员剥
削和苛待土著居民造成的。其结果是安南人积极寻求南诏的帮助，而南诏立
即开始对该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859年，南诏形式上对中国的依附显然已告终结。当时一名中国使节被
派去传达宣宗去世的消息，南诏对待他的态度表明，它已不再愿意与中国处
于不平等的地位。当使节要求为逝世的中国皇帝举哀时，南诏回答道，它最
近也失去一位统治者，但中国并未因此举哀。在故意怠慢中国使节之后，它
便把他打发回长安。紧接着，南诏统治者自称大礼国皇帝。
南诏的侵略开始时，中国在南方的防御极差。858年，在岭南发生了一
次成功的戍军起义，并有再次发生的危险。然而，眼下主要令人忧虑的是更
① 关于南诏人的种族识别问题曾经有过严肃的争论。尽管有人主张他们是傣人的祖先，但新近学者已证明，
他们之间的关系仅比对藏—缅民族稍为密切罢了。见F。W。莫特：《有关傣人史前诸问题》，载《社会科学
评论》（曼谷），2。2 （1964 年），第100—109 页；许云樵：《南诏是一个傣王国吗？》，《东南亚研究》，
4 （1968 年），第13—23 页。迈克尔·布莱克默在《与南诏有关的人种学问题》一文中，有说服力地反对
将南诏民族与任何现代人各集团等同起来的尝试。此文载雷德里克·德雷克编： 《关于华南、东南亚和香
港地区历史、考古和语言研究论集》 （香港，1967 年），第5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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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的安南。政府任命王式为安南都护（这个任命在上述王式被派往浙江以
前）。王式在安南的短暂任职期间是完全成功的，他至少暂时控制了局面。
他在地区首府交州（今河内）的设防证明是令人生畏的，致使南诏侵略者“一
夕引去”。然而，在王式被调去浙江处理裘甫起义之后，南诏对安南的攻击
取得较多的成功；861年，侵略者最后拿下了交州，但愚蠢地未予设防。下
一年，中国军队重新收回交州，但在此过程中战斗的规模令人不安地升级了。
在唐朝最后但非决定性地平定它的南部边境以前，它和南诏之间继续了
数年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已消耗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862年，从中国中部和
北部的八个最大藩镇中选出三万军队前往南方轮戍。这些军队由曾经防守北
方边境的富有经验的湖南观察使蔡袭统率。
南诏在这一年年终发起了另一次大攻势，该地区的大规模战事通常限于
冬天进行，因为此时炎热的天气较能忍受：它派遣了五万军队深入安南。下
一年（863年）初，他们又一次攻下交州，迫使中国人撤回今之广西。这次
出征的南诏军队中包括许多从它的臣属骠国征募来的战士。中国人继续从更
加遥远的地区征调军队前去增援。①
唐朝在安南的作战和在岭南建立牢固的防御耗费很大，但最后是成功
的，尽管在9世纪60年代初有过失败。当高骈在864年被指定统率在安南的
中国军队时，转折点来到了。像他以前的王式和蔡袭那样，高骈在防守中国
北部边境方面已有相当多的经验。866年，他获得一场对南诏军队的巨大胜
利，重新攻克交州并在它周围建造了一道大城墙。866年以后，南方边境相
对平静，尽管在9世纪80年代前唐朝戍军数量不可能很大，而且屡因逃亡和
兵变而遭到削弱。南诏在安南遭到挫折，便转而进攻四川，直至9世纪70
年代中期高骈接管四川的防务时为止；和在安南一样，他在那里的作为证明
也是有效的。875年以后，南诏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严重威胁。880年，在朝廷
中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以后，唐朝决定与南诏联姻，尽管此事从
未真正实行。②
庞勋叛乱
唐朝和南诏之间近 10年的战斗使中国人在几个方面都花了很大的代
价。人员伤亡是很明显的。但是经济的花费也很巨大，因为南方军队要求内
地藩镇经常增援和需要守卫边境的大量物资。鉴于严重的经济压力和社会骚
乱已使政府处于困境，对于人力和物资不断增加的要求在形势日趋恶化的时
候是无法满足的。
对岭南和安南军队的供应首先要通过国内路线运输，主要经由灵渠输
③
送。但是很快便发现这些国内路线是不够的，862年，政府接受建议，改由
海道向安南运输给养。对于南方租赋握有大权的盐铁使在长江地区包租船
只，将物资运往南方。所需谷物从已经遭受严重经济苦难的淮河和长江下游
各地征收，有些还征自较远的北方沿大运河边的河南地区。
这些较北的地区比起江淮地区来当然更为贫困，那里不但遭受沉重的赋
① 《资治通鉴》，卷250 第8101—8109 页；《旧唐书》，卷19 上第656 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内辩论，见《资治通鉴》，卷253 第8204—8205、8227—8228 页。关于唐与南诏关系
的一般论述，见芮逸夫：《南诏史》，收于凌纯声等编《边疆文化论集》，卷3 （台北，1963 年），第358—386
页。
③ 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 年），第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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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之苦，而且容易发生破坏性的自然灾害。858年秋天，严重的水灾遍及整
个大平原；大运河沿岸人口众多的徐州和泗州被洪水淹没，数万户家庭被毁。
862年夏，淮南和河南的许多地方发生旱灾和蝗灾，其结果是普遍的饥荒。
然而，正是在那一年，运往南方的人力和物资主要是从这些地区征用的。下
一年又发生了一次黄河大水灾，波及从洛阳到淮河地区的泗州之间成千上万
①
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这些自然灾害加上不合时宜地征发供应南方军队的粮
食，无疑导致人民的普遍困苦和社会大规模的动荡不安。
从这些地区派往南方的戍军造成了9世纪60年代最严重的暴动——庞勋
②
叛乱。虽然起义发生于遥远的岭南，但它的根源在武宁，这是一个紧要的战
略地区，位于今天的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交界处。汴渠是长安取得迫切
需要的长江下游流域财富的生命线，它朝东南流经武宁。为了保卫这条供应
线，此地由重兵戍守。
从9世纪初开始，那里的戍军已经周期性地发生兵变。政府经常设法恢
复秩序并先后指派几个武宁的节度使，但是他们对地方戍军的权威是不可靠
的。在9世纪整个上半期，武宁仍是一个有问题的地区。
武宁在849年、859年和862年阴历七月发生一次次新的戍军暴动。政
府决定，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使该地完全非军事化，并置于观察使管理之下。
862年由于动员了2000名士兵前往岭南戍边，当地戍军已经减少，留下的军
队起来闹事，似乎可能是他们之中有那么多人被遣往南方的决定引起的。为
了镇压兵变，政府派去了它的最强有力的统帅王式（他在扑灭裘甫起义后二
年仍驻在浙江）。当带着镇压裘甫的令人生畏的军队进入武宁治地彭城以后，
他立即采取严酷的手段，将大批戍军处死，并将其余的人解散。863年阴历
四月，一道诏旨命令将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