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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被皇帝问得神态失常，甚至在冬天他也汗湿重裘。但与此同时，宣宗也像
他的父亲宪宗那样，颇有志于重建贞观之治。他的助手给他读关于太宗与其
臣下相互关系的非正式史书《贞观政要》；他有时又像从前诸皇帝那样对他
所宠信的官员表示极大的关心。他比某些从前的皇帝更加真心实意地鼓励相
应的官署提出坦诚的批评。但是，朝臣们普遍的情绪一定是狐疑不定，对他
又敬又畏。③
当然不必奇怪，宣宗在846年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罢掉了与他所痛恨
的侄儿武宗沆瀣一气的、大权在握的政治家李德裕的相位。李德裕按惯例逐
步降级，越降品级越低，越降越往南方，最后由于仔细地复查了李德裕曾经
略有牵涉的司法案件，他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宣宗以综合调查所得为基础，
对李德裕的罪行进行了长而详细的谴责，所以他把李德裕贬谪为最底层的官
（南海海南岛上的一个县令），使这位前宰相在850年初死于此地。即令在
这样的贬谪以后，令狐绹对李德裕的回忆仍是那么强烈，致使他梦寐难安。①
宣宗罢免了李德裕的相位以后，拥护宣宗的是李德裕从前以铁腕行政方
式所制造的许多政敌，当然还有一些牛党的追随者；后者希望看到李德裕和
② 王谠：《唐语林》（上海，1957 年），卷1 第7 页。
③ 《东观奏记》（《图书集成》版），1，第2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5—8077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3 页。
① 《东观奏记》，卷2 第1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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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要伙伴完全像牛僧孺和李宗闵从前那样受到羞辱。牛党年轻的成员如
诗人白居易的侄子、在846年到851年任宰相的白敏中 （约862年死），便
在某种程度上煽起了往日的朋党仇恨。可是，要认为这个时期牛党在政治上
已取得绝对的最后胜利，那也是错误的。首先，朋党双方许多老一代重要成
员，在9世纪40年代后期已经死去。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宣宗本人正作为全
帝国最强大而唯一的政治力量出现，结果是大规模的公开朋党活动普遍减
少。虽然宣宗确实恢复了几个牛党的老人的地位，并且宠待他们的几个亲属
（包括牛僧孺的儿子），但在高级官员中严格按朋党界限调动职位的情况还
是有限的，而且甚至这种现象在9世纪50年代也已消失。没有发生文宗朝廷
的那种政体的更替。从此以后，牛李大党争只能在文学和历史中听到它的回
声了。
宣宗的统治看来可分为三个政治阶段。第一阶段从他登极到约850年，
这时显然是要致力于加强他的权力；罢免李党的成员；解决佛教的问题；重
新统一西北诸州 （它们在吐蕃王国分裂后已投降），后一问题我们在下面将
予以申论。白敏中是这时期的七个宰相中唯一任期大约超过了一年的人。第
二阶段包括9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这时期的特点是少数宰相任期较长，其
中包括令狐绹和著名的财政官员裴休（787？—860年）。第三阶段是从857
年到859年，这时宣宗变得日益躁怒 （他也和其他诸帝一样，对道教的长生
术感兴趣），宰相的替换也很快 （其中多数人过去都是翰林学士）。
很难过细地评价宣宗的后两个时期，因为正如我们在上面讲过的，其中
的一个原因是史料不足。由于朝廷基本档案被破坏，又由于9世纪最后25
年叛乱期间行政解体，当90年代之初最后要求按常规修宣宗实录时，竟不能
①
以正常方式编出“一个字”来。一位奉命做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历史学
家裴庭裕确曾编撰了一本共三卷关于宣宗朝遗闻轶事的书，署名为《东观奏
记》。这本书是我们了解宣宗个人品质的主要材料，可是它实际上没有提供
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情况。它的本纪和这时期少数人物的传记（在10世纪中
叶被编成《旧唐书》的一部分）都有这个缺点，特别是关于9世纪50年代更
是这样，因为它们通常只列有空空洞洞的官职。《唐会要》和《册府元龟》
这两种非常重要的文献汇编也仓促地漏掉了宣宗后期的条目。所以下面关于
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唐代朝廷的一些论述是假设性的。
大家都强烈地认为，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也是一个
使知识变成可用形式的时代。这时期不论公家或私家的大部头汇编式著作的
数目大得惊人，多达一打以上。这和前此几十年对这种著作只是偶尔有兴趣
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这些官修类书中，有几种是关于中央政府和诸镇材料的
①
摘编，专供皇帝御览。此外，杨绍复续编了苏冕的《会要》（853年奏呈），
其中收辑了德宗以后迄至他本人时代的诏令和表章；这本书后来编进了今本
《唐会要》中。
历史著作中包括另一部续编书，即《续唐历》（崔龟从851年编），它
是一部编年史，上接8世纪谱系学者柳芳所著的《唐历》止讫的地方。此书
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关键材料的来源。854年，史馆奏呈文宗朝《实
录》40卷。除之此外，他们还想恢复原版的《宪宗实录》，以代替李德裕影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51 第15 页。
① 《东观奏记》，卷2 第12 页；《资治通鉴》，卷248 第8032—80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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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编辑的第二版。一种10卷本的关于历代君主政务的编年体类书和另一种
相关的300卷本《统史》，一并在851年上呈给皇帝，它们编写的目标是想
给皇帝提供从古代到隋末的“所有”著名的诏令、法律和一般政策。
科举制度在姚康的 《科第录》中有所讨论，此书在宋代尚存于世，也是
后来一些汇编的重要材料来源。赵瑑辛勤地从各私家材料中选收了有关咏进
士科的诗这一特定题旨的材料。最后，两种很重要的法律著作成书于宣宗年
代：一为 《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公元851年），它使官员们掌握了文宗
以来迄至当世的帝国立法；一为12卷的《大中刑律统类》，它是按唐律分类
②
法分类的。这一书名清单可能并不完全，但它足以有力地体现改进工作的精
神。
对于法律的重视也贯彻到了实际中去。人们为进一步明确犯罪行为的定
义和使法律程序正规化作了努力。宣宗的总的倾向是要减轻对犯罪的处罚，
办法是减少处刑条令和实行赦免；但是如果真有显然是蓄意触犯法律的情
况，他也是很严厉的。宣宗也鼓励在政府的决定上更准确地援引先例；许多
①
问题的奏疏通常都要引用早先的立法，特别要注明它们的日期。宣宗注重细
节而且治理公务井井有条的优点历来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广为称道，也至少博
得了某些中央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刑部和礼部的官员——的好感。但是，
也许是由于宣宗明确反对李德裕所树立的那种皇帝和强有力的宰相之间的伙
伴关系的榜样，他很难把实权授予任何在名义上负责的大臣。这当然会在实
际上遏制官员们的主动性的发挥。
宣宗之治不以采取有革新精神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而见称于世，虽然
有许多问题要着手解决。例如到9世纪50年代，从长江下游征集的漕粮大约
只有30％事实上送到了北方的廒仓内。汴渠河道上盗窃和贪污横行，同时漕
船因普遍缺乏维修而经常有损失。在9世纪50年代之初，盐铁转运使裴休发
布一系列法令以扭转漕运形势，漕粮接收额一度虽高达往日的三倍，可惜毕
竟好景不长。同时，尽管宣宗时代人们曾想改革食盐的专卖，但所产的大部
分食盐往往归方镇而不是归中央政府所用。长安此时的食盐收益不过略高于
宪宗时代收入的半数而已。②
至于朝廷政治与第一次群众大规模骚动之间的关系则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