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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子孙在这里建立了出色的定居社会，迄13世纪时为止一直是一个独立
的实体。另一支人马从他们的首都斡耳朵八里直接南下，与中国人相对峙。
李德裕派往这第二支回鹘难民游牧部落的信使在841年获悉，李德裕虽曾有
计划让他们返回故居，但他们的统治者——即自封为可汗的继位者——不想
再回原地。反之，可汗要求中国人给一个有城垣的边塞堡垒作为他们的大本
营。回鹘人显然想继续留在那里尽可能过他们半定居式的生活，继续进行贸
易，侵扰中国边境和等待时机。
回鹘人的这种想法恰恰与中国的传统战略利益南辕而北辙，也是任何长
安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威胁。需要采取行动，但在这种形势下却有着严重的危
险。在788年以后与回鹘人的长期和平期间，北方的边境一直没有得到安宁。
因此在842年初李德裕开始一项应急的防卫计划，同时给回鹘人送去了大批
粮食和布匹作为羁縻他们的礼物。边防要塞要重建；交通要恢复；部队要增
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取得了很快的进展。
当回鹘和中国军队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时，李德裕做了总指挥官，集军
政大权于一身。他的领导艺术胜过了晚唐的任何宰相。他监督战略和重大战
术决策的执行，督促长安运往前线的供应，但是他把战术细节留给他精选的
① 《资治通鉴》，卷248 第8009—8010、8020 页；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
① 《资治通鉴》，卷246—247 ；《李文饶文集》，卷13—15；参照山田信夫：《游牧回鹘国的灭亡》，载
石母田正等编：《古代史讲座》（东京，1965 年），卷11，第199—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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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将军们去处理。一个特别的讨伐军指挥体系按惯例组成，但和安禄山之
乱后的其他大多数政府军事行动大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行动协调得很好。增
援边防军的部队是从许多内地方镇抽调来的。闹独立的幽州镇也参加了这次
战役，这证明了李德裕对他直接控制范围以外的势力也能进行政治说服工
作。公元843年初战役达到了高潮，那时一支中国特遣队以突袭方式攻下了
回鹘的大营。中国人无情地追亡逐北；一万名回鹘人枕尸于南戈壁后来被名
为“杀胡山”的地方，另有倍于此数的人投降。可汗在惨败中幸得逃脱，但
他在几年之后在沙漠之中被捕杀。
外患尚未完全平息，国内又出现了昭义节度使职位方面的严重问题。①
昭义横跨山西东部的太行山。它是那些靠河北诸镇与唐王朝的内地河东和关
内之间的贸易为生的商人们的老家。可是昭义不像更加放肆的河北诸镇，它
自757年建置以后便一直忠于朝廷。825年，敬宗的大臣们第一次准许它的
节度使职位由父传子，尽管那时朝廷中对此不乏反对的意见。刘从谏 （803
—843年）这位新节度使在9世纪30年代越来越有势力，在甘露之变失败以
后他在阻止宦官公开专权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他843年死去以后，
他的侄儿刘稹示意要继承统制该镇的权利是没有人感到奇怪的。大多数官员
都这样主张，即回鹘的局势尚在未定之天，所以刘稹可以署理此职。宰相李
②
德裕认为，按照原则，昭义不应该永远划为化外。为了严惩昭义，政府又组
织了讨伐之役，这一次的最大特点是河北诸镇的铁杆核心成德和魏博空前地
予以合作。李德裕答应以领土相酬，这两镇的节度使才被说服这样做的。他
们的参战虽然不是全心全意的，但对切断刘稹的退路和预防像8世纪80年代
那样的灾难性叛乱的蔓延，是起了作用的。刘稹和他的家族被部下在844年
夏末所杀，此后朝廷便任命了一位新节度使。武宗对李德裕在处理这第二次
危机中所取得的成就评价极高，因为这是 9世纪中叶最严重的一次方镇威
胁，因此他在844年封李德裕为卫国公。
武宗时代的第三件大事是“会昌灭佛”；因为会昌是武宗的年号。我们
从来中国游学的日本僧人圆仁 （793—864年）的《求法记》中得知，对佛教
①
的压迫已在逐渐形成，但这一次则是在845年由政府扩大的全面镇压行动。
武宗连续下令关闭和毁坏数以万计的山野之间的招提、兰若，后来又攻击通
都大邑的许多寺庙。仅有少数可予保留；上等州治可各留一寺，而长安及洛
②
阳各准许保留两个寺，每寺只留30名僧人。这一震惊天下的诏书强迫多达
二三十万名僧尼还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杀或被伤害。佛教寺庙的财产、
经籍和圣物严重地被破坏。虽然最厉害的迫害大约终止于武宗去世和他的叔
父宣宗继位以后的九个月，但佛教作为一个组织恰像它经历过一个最大的发
展时期那样，受到了最大的摧残。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中，佛教再也没有像那
时那样向国家权力提出挑战，甚至与它相抗衡了。
对佛教之所以肆行迫害，其动机是很复杂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经济方
③
面。大约在820年以后，中国严重的货币紧缺有所缓和，但是由于各方面更
① 《资治通鉴》，卷247—248 ；《李文饶文集》，卷15—17。
② 《资治通鉴》，卷247 第7980—7981 页。
① 赖肖尔： 《圆仁游唐记》（纽约， 1955 年），第237—257 页。
② 《旧唐书》，卷18 上第604—605 页。
③ 陈观胜：《会昌灭佛的经济背景》，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 （1956 年），第67—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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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直接地伸手向国库要钱，财政的拮据状况毫无改善：例如后宫的奢侈和宦
官的建置开销越来越大，加上后来反对西北、反对回鹘和昭义的庞大军费也
都需要钱。在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鼓励铜钱的铸造也没有取得根本性
进展。可是与国家的财政状况相反，佛教寺院集团却日益富足。佛教的律在
古代是禁止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但它在中国已有数百年被置若罔闻。他们
所持的理由是，佛教社团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作为个人来说，它能从货物流
①
通中受益。寺庙数百年来积累的财富不仅限于光彩夺目的金、银、铜制的圣
像和佛教祭祀用品，即便它们拥有这么多贵金属的贮存对于严重缺乏货币的
经济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同时也直接违反了政府关于禁止窖藏宝物的
规定。而且，较大的寺庙还拥有土地 （通常称为“寺庄”），它们大部分实
际上都免税。事业心强的住持便把这些土地组织起来以农、林产品牟利。②
这一发展是与世俗社会富豪之家大庄园的形成齐头并进的，而且这两种庄园
制往往互相纠结在一起，因为富裕施主在死前仍保留名义上施舍给寺院的土
地的利益。甚至佛教建筑物的建造费用也常由政府捐助。或许最令人气愤的
事实是，在“出家”并因而摆脱民政的控制之后，僧尼就再也不用付两税法
规定的个人税项了。由此产生的国家税收的损失使几代文官为之烦恼，同时
由政府监督制度的许多尝试也一概未生效力。9世纪40年代的没收、还俗办
法和其他惩罚性措施得到许多官员的赞同，认为这是阻止佛教寺院在唐帝国
的经济事务中变成强大堡垒的唯一办法。
迫害佛教的政治方面要更复杂一些。武宗显然是支持灭佛运动的主要力
①
量；他是一位热诚的道教徒；他的个人信仰带有狂热性。但是除了他有几个
宠幸的道士以外，他似乎并没有想在朝臣中促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道教压力集
团，即一个从教义上来说敌视佛教的集团。反之，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官员
不认为搞魔法的道教是一剂政治毒药——也许它是一种有趣的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