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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之享有一位极端干练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不光是同情他的历史学家描
写的结果。他善于掌握细节；会斟酌别人的长处和短处而量才加以使用；能
够协调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并且向皇帝提交设想复杂的建议：这些才能都不
时地反映在他的奏疏和代拟的制诰之中。在这些方面他足以与陆贽相匹，而
在实际工作方面又或过之。主要由于李德裕的努力，唐政府才能够顶住9世
纪40年代之初经常发生的外国可能的入侵、方镇的叛乱和国内的骚动等危
机。
如果李德裕在他恢复掌权时能够使李党获得胜利，那么，这个胜利是低
调的。他不断地对他的个人政敌牛僧孺和李宗闵施加压力，从而把他们一劳
永逸地从高层政治中排挤出去，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对于进行特别过火的派
②
性清洗活动似乎不感兴趣。 同样地，他对与他共事很久的人报之以宰相之
职，例如诗人李绅（842—844年在职）便是著名的例子，但是这些人无疑都
当的是配角。不言而喻，李德裕不能全由自己来直接指挥唐政府的活动，但
他对助手的挑选似乎表明他意在加强他自己的威望，而不在于改变中层官僚
阶层的结构。
同样地，李德裕对政府事务进行的一些小改革是要给坚强的行政权提供
①
便利，以符合他的政出一门——即政令应出自宰相府——的原则。公事程序
的改革包括把常务（日常事务）的主要责任交还给中书舍人。这些中书舍人
直接受宰相管理，因而改革的企图是想解除翰林学士五十多年来不受外廷监
① 《旧唐书》，卷176 第4557 页。
② 这一点可用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中的资料予以证实。
① 《李文饶文集》，卷10 第9—11 页；《旧唐书》，卷18 上第607—6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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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督的那种职能。与此相应的努力是要使宰相府囊括一切重要事务，特别是涉
及国家安全和与节度使交往的文书，并且把有关这些事务的文件保管在宰相
府的特设档案内。很显然，这些办事程序在以前是杂乱无章的，主要是根据
③
问题一件件处理的。李德裕还想控制宫内主要的记注和历史写作过程。他恢
复了《时政记》的编纂（这是由知印宰相每日撰写的一种纪事，但要由其他
宰相副署）。这是为了私下保存宰相处理的政务记录，它按照他们自己的观
点撰写，而完全不受翰林学士、宦官或皇帝宠幸的干扰。他还要求《起居注》
（这是皇帝的行为和诏令的主要记录，也是最后编成历朝《实录》的大宗文
献的基石性资料）应交给宰相审查和作编排上的改动，以免“军国大政，传
闻疑误”。他这样关心宫廷记注，不完全是历史方面的原因。李德裕特别注
意去赢得定某些事务为“密”的特权（这些事务太敏感，不应让公众知悉，
也不宜写入起居注），从而增加他实际上指导政府的权力，不受别人干预。①
在这些程序的修改中有一些似乎在李德裕任期内颇著成效，但另外一些修
改，特别是那些官僚们很感兴趣的关于限制皇帝使用翰林学士的修改，受到
了武宗的抵制及其继承人宣宗的忽视。所以总的来说，是李德裕在宰相职务
上的个人作为，而不是行政上的重大结构改变，形成了9世纪40年代的宫廷
政治生活。
武宗和李德裕之间的关系使李德裕有可能取得他的一切成就，因此这种
关系是很令人神往的。这位宰相很有魅力，能言善辩，知识渊博而又精于算
计，城府森严而又傲慢自大，他酷爱奇花异草，所以他只喜欢幽居在自己豪
华的后花园内；但他又决不放弃政治上的刺激。他蔑视宫廷诗的矫揉造作和
举子们的装模作样，但是他本人却是一位相当好的诗人和散文名家；如果有
需要，他也能够采取因袭的态度和做作的感情。相反，皇帝却是既鲁莽，又
暴躁，又执拗。但是不像他的哥哥文宗，他也很精明而有决断。如同以前的
几位皇帝，宗教像政治那样紧紧控制着他。李氏家族的弱点是炼药求长生，
武宗又对道教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在他统治时期的晚年，他所服用的丹药使
他丧失了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材料表明，他既患有抑郁症，联系他
②
对佛教的迫害，他也患有绝对的躁狂症。可是，在李德裕和武宗所分管的事
项方面，却从未见有混乱不清的情况。虽然李德裕很细心地准备他的奏疏，
也强烈地要求应把它们比别人的建议置于优先地位，但他上奏武宗时是把它
们作为出自武宗的圣断而提出来的。李德裕从未犯过把皇帝置于被庇护地位
的错误。至于武宗，他注意自己时不时地不受李德裕的支配而独立行使权力，
以促使大家能看到他们二人之间地位的差别。很显然，终武宗之世他们之间
的关系未受到任何重大损害。
李德裕在对付宦官方面也很细致。一方面，他必须注意他们的愿望，特
别是仍为长安最有权势的宦官仇士良的愿望。例如在840年，一名给事中曾
想阻止仇士良的养子利用荫庇特权（这又是宦官想僭用官员荫子特权的一
例），李德裕却把此人降级使用，从而引起了官员们的憎恶。可是，李德裕
② 《李文饶文集》，卷11 第6 — 7 页。
③ 《李文饶文集》，卷11 第3 — 4 页；汤承业：《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台北，1973 年），第105
页。又见《唐会要》，卷64 第1112—1113 页。
① 汤承业：《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第105 页。又见《唐会要》，卷64 第1112—111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8 第80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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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很注意限制宦官权力中涉及自己的那一部分权力。有时武宗也帮助他这样
做。例如在842年，朝臣们建议武宗加尊号，这自然是一个大庆典，而且要
宣布大赦。仇士良和其他高层宦官开始怀疑李德裕计划利用大赦的机会来削
减他们的某些特权和财源。宦官们在宫内示威反对这个计划，但武宗在公开
场合大声斥责了他们，他说道：他是他自己的朝廷的主人，也是大赦令的唯
一颁订者。不久，皇帝迫使受到羞辱的仇土良隐退。仇士良这位处于关键地
位的宦官于843年死去以及他的心腹爪牙被清除以后，李德裕铲除了宦官的
各种权力基地。他撤消了他们除神策军以外的其他兵权，还企图削弱他们对
①
内库的控制权，等等。可是，如果把他的这些举动看做是对宦官全面进行的
讨伐运动，那也是不对的。它们只要取得有限的和实际的成效。可是，在武
宗治下的后期和整个宣宗时代，宦官的权力至少不像9世纪的20年代和30
年代那样肆无忌惮了。
李德裕作为宰相能够有所成就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他上任以后
事情接踵而来，而危机的气氛有利于实干家。
840年秋天，大批回鹘突厥人突然地开始沿今天内蒙的河套地区进抵唐
王朝边境。那个地区的诸节度使只能眼看着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回鹘大约十万
之众集结在阴山南部塞下——这是数百年来在北方所见最壮观的游牧民的大
迁徙。①
他们为什么要来到此地，他们又要求什么东西呢？李德裕从长安派去几
个外交使团之后，中国人已得知9世纪30年代回鹘领导层因严重内讧而导致
分裂的详情。在9世纪40年代，回鹘的一个臣服民族黠戛斯决定利用回鹘的
弱点。黠戛斯从南西伯利亚根据地突然倾巢南下，把回鹘人赶出了他们舒适
的首都，杀了可汗，并自封为草原上新的主人。惊恐的回鹘人分两股逃奔。
一支人马前往西南，它的成员最后定居吐鲁番附近的高昌（今哈拉和卓），
他们的子孙在这里建立了出色的定居社会，迄13世纪时为止一直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