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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更合乎道德原则的态度。但是，它并未告诉我们李吉甫有什么观点，而
且正像现代学者冯承基所指出的那样，皇甫湜的文章写完以后所出现的一些
①
混乱事件，使人不能不怀疑李吉甫就是它要打的靶子。最重要的是，皇甫湜
的试卷没有什么预言性价值；文中所指的具体现象不可能反映到以后几十年
的炽烈政治斗争中去。它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气质风格，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
分歧。
几位最重要的朋党领袖所写的更耐人寻思的论文 （特别是李德裕、李宗
②
闵和牛僧孺的论文），也引起了同样的解释上的问题。根据我们当前对唐代
思想史的了解，它们发表了一系列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从文章的题目和对
题目发挥的观点看），远远多于其发表的政治哲学上一贯的歧见。这些论文
多半对于任何深远地促进社会进步的前景表示悲观，认为在混乱之际不能有
所作为；但是，文人学者不能简单地规避责任而不去选择拯救社会之道。因
此，这些论文从古代摘取了一些嘉言懿行——其中有些是合适的，有些不可
尽信；它们还把传统观念 （如“私”字）加以牵强附会，以期与眼前问题联
③
系起来。论文的作者们在朋党倾轧不已和政治安全无保障的时候提出了值得
思考的问题。但是它们都没有把哲学和政治的组合加以任何联系，也没有说
明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成李党或牛党。
学者们推究两党之间对于实际政治问题的歧异，一般都集中在宪宗时代
的战争问题上。如上所述，李吉甫一向主张对割据一方的方镇采取坚定立场，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主张用兵。反之，李绛则反对812年迫使魏博镇就范的办
法，而且魏博确实不久自动听命于朝廷了。这两位宰相在812至814年之间
的冲突有着一切传统对抗的因素，引起后世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这个有限
的一系列事件被概括地描述成：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但是，我们
为什么要把9世纪第一个十年代这两个人的争论和十多年以后的牛李党争等
同起来呢？有什么理由把李绛甚至称为牛党的一个精神追随者呢？就我们所
知，他从未直接攻击过李德裕，也从未在9世纪20年代积极参与过牛党的事
务。事实上，他受到过穆宗和敬宗时代牛党宰相李逢吉的严厉批评。至于说
到和战之别，为什么要忽视牛党的成员也被卷进9世纪的各种军事问题中去
呢？（例如李逢吉就曾主张对822年的宣武镇叛乱用兵！）或许人们会说，
牛党诸宰相对方镇敌手的态度要更慎重一些，但是，把他们看成和平主义者
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只是因为裴度和李德裕都是有能力的军事领袖便
把他们当做始终如一的和不顾一切的武力论者，那就只会越说越乱。何况大
多数同方镇交锋的真正重大的军事冲突，在9世纪20年代中叶朋党斗争开始
加剧时已经发生了。对于9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那些小兵变如何定
① 冯承基：《牛李党争始因质疑》，载《文史哲学报》，8 （1958 年），第135—146 页。
② 例如李德裕： 《李文饶文集（外集）》，载《全唐文》，卷708—710 。
③ 《全唐文》，卷682 第10—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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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很难想象它们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那么深的影
响。或许这时期长安的政治人物都对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感兴趣。在这
个他们共同关心的大前提下，对具体的军事和防务政策的意见的倾向性是很
难加以评价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事后在历史记述中因加入了专门的辩护
和伪造的材料而造成歪曲的可能性。①
近年来学者们对牛李党争提出了社会学的解说；它是以中国历史学家陈
①
寅恪的著作为基础的。陈寅恪很注意分析唐代统治精英集团的社会背景的变
化，特别是旧贵族的没落和无门阀的新兴官僚相应的兴起，这样就把注意力
集中到了考试制度的作用上，认为它是实现社会晋升的手段。按照这一社会
学的解说，牛党的权力以通过科举入仕为基础，而李党则是世家大族的堡垒，
用世袭的荫庇方式取得做官资格。有许多表面上的理由使这个假说很有吸引
力。牛党最著名的领袖牛僧孺和李宗闵都是进士出身，他们的联系要强固一
些，因为他们都是“同年”；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及其许多同僚维护科举制
度在感情上是利害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宰相之子和天潢贵胄的李德裕并
非进士；他嘲笑科举鼓励士子们做官样文章，哗众取宠，不务实际；而且他
在833年第一次任宰相时就暂时改变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可是，在这里我们
又碰到一个以片言只语为根据的假设，它们只考虑到几个重要朋党参加者的
观点，而却推而广之使之代表整个朋党的共同利害。第 10表概括了砺波护的
研究成果，它的结论表明，按照表中开列出来的情况看，两个朋党甚至在科
甲人数和巨室后裔人数上都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朋党双方泾渭分明地有所
谓拥科举的一方和反科举的一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无论如何，人们已严重
地怀疑所谓大量下层人民通过科举获致大权，也同样怀疑用科举和荫庇作为
②
社会出身标志的正确性。实际上，在唐代文献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可
能断定某个人的背景，即说不清他的籍贯、直系家庭的财产状况、他在家族
内部的地位以及婚姻关系等。不能说中举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而利用荫庇
的人就一定是来自名门和大族。
表10 9世纪中叶政治朋党中可考成员数字一览表牛党共41人
（甲）郡望出身者：20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7人
2。仅中进士举者：12人
3。荫庇除官者：1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5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2人
2。仅中进士举者：2人
3。胥吏：1人
（丙）出身不详者：16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3人
2。仅中进士举者：7人
① 例如可看831 年的维州事件；《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8、7880—7881 页；又见《李文饶文集》，卷
4 第6 — 7 页。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1956 年再版），第2 编。
② 取得功名和利用荫庇特权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请看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
新证据》，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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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入仕方式不详者：6人
李党共22人
（甲）郡望子孙：12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4人
2。仅中进士举者：5人
3。荫庇除官者：2人
4。仅中制科举者：1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7人
1。中进士举者：4人
2。武人出身者：1人
3。入仕方式不详者：2人
（丙）出身不详者：3人
1。中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