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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们深深地卷入政治交易中去，他们继续不断地安排方镇上的具体任命，以
索取大量贿赂。这一切便是安排丧失了权力的人的一种制度。至少朋党斗争
中较冷静的一些人认为祸福无常，也知道如果对下台敌手过于刻薄也会带回
更惨痛的报应。
人们也许抱着极大的兴趣想知道这时期朋党的规模有多大。可是，要找
到答案，得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严格地说，我们只限于把几位最高级政治人
物泾渭分明地划入这个或那个集团。日本的现代学者砺波护在考察牛李党争
的细节和大旨时进行了肯定是最细致的研究，他编了一个63名有朋党活动的
①
人的名单，其中牛党有41人，李党有22人。甚至在这样精心编制的名单内，
人们也可以认为，对某几个人被列入朋党和被划出朋党的标准是可以加以推
敲的。关于政府中最高层官员的婚姻关系和朋友关系方面，我们简直没有足
够的资料来回答它们的基本问题，更不用说等而下之的那些人了。按道理说，
一个人与其师长和僚友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忠顺情况应该是朋党赖以
组成的基础，但是除了极粗浅的一般概况外，我们不能详细论及这两个朋党
的结构问题，因为文献不足。
话虽如此，但是，他们的人数到底怎样估计呢？我们偶尔可以从史料中
发现一些线索。例如，我们知道在李逢吉的幕宾中有所谓“八关十六子”，
但是，关于那些名列朋党中的人的材料就模糊得很了。825年，杨嗣复 （和
李宗闵及牛僧孺同榜进士及第，在9世纪30年代末期做过牛党宰相）录取了
约68名士子，他们之中好多人后来做了官，但是除此之外就无更多关于他们
的材料了，甚至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同情牛党。833年李德裕声称，1/3
的朝臣都加入了朋党；这个数字似乎言之成理，但同时它又是从根本上易滋
争议的估计。所以，我们不大可能从正史史料中获得关于从事朋党活动的总
人数的更精确的概念。
砺波护也引起了人们注意另一个虽无法计量却也是重要的问题，就是重
①
要政治人物去方镇出差时通过辟召方式罗致幕宾的问题。不受京师官僚制度
监督和规章制度所约束的私人征召办法，其源可上溯至中国三国南北朝大分
裂时期的制度史，因为那时广大的私人追随者通常都投靠富户豪门。唐代初
年在创建大一统帝国中曾对此加以管束，但在安禄山之乱后引起的地方分权
时势下，辟召办法又很经常地被恢复使用。它对发展河北诸方镇的独立的官
僚体系和扩大财政专家队伍都是十分重要的。一般的官僚们用这种办法组建
班子以处理他们的日常案牍工作，而所雇用的多是年轻有才的及第士子，以
免他们在长安花多年时间去候差。大的方镇衙门有时很像具体而微的朝廷，
在那里往往可以看到节度使的许多本族人、地方权贵的亲友和其他等候差事
的食客。这些人非正式地被称为“门生故吏”；这是对中国大分裂时期社会
现象的恰当的引喻。砺波护认为，由于这类门生故吏越来越多地依附上层朋
党成员，所以朝廷中朋党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此外他还认为，朋党结盟的
① 砺波护： 《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载《东洋史研究》，21。3 （1962 年），第1—26
页。
① 砺波护： 《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第10—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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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是向下层发展的，像金字塔那样，老门生故吏开始组建自己的门生故吏
队伍。
他的这一席话当然有某些正确性，但也有许多疑问，例如朋党的下级成
员再吸收自己的大批党羽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们是否有调整朋党关系的自
由；交换信息的可能究竟如何，如此等等。有些朝廷大臣勉强地算是属于某
一个朋党，但在风吹草动之时又采取骑墙态度，从上面这样的例子来看，我
们是有充分理由怀疑那些小人物的忠诚的。此外，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为什
么大规模的朋党问题的后果在史料中不能写得更清楚些。如果真有成群的官
员和胥吏在短时期内来去匆匆，长安应该是群情哗然，沸沸扬扬的了。那样
规模的骚动至少应该同广泛的人员转变有互相的关联，或者应该同异乎寻常
的变动率联系在一起。我们现有的关于那时官僚政制的唯一一本材料集是严
①
耕望所编制的尚书省最高官员姓名表，它的容量大，有利于考核检查。利用
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当朋党活动处于它的高峰时期，尚书省官员中的改弦更
张者和动摇分子在这些年中并非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830年可能是唯一
的例外，这时期进尚书省和出尚书省的事远远不如安禄山之乱和顺宗年代那
种动乱时期的情况引人注目。虽然这些官职并不一定代表京师整个官场的情
况，但就我们目前的认识程度来说，我们应该怀疑是否存在依附于牛李党争
主角的巨大的垂直系统的派别集团。
历史上曾经有人作过尝试，想找出分裂成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最有希
望的尝试是把李德裕对李宗闵和牛僧孺的敌意追溯到808年举行的一次较早
②
的考试。这次较早的考试不是试进士科，而是皇帝命令举行的高级职称考
试，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中，考生牛僧孺、李宗闵和
另一青年人皇甫湜（约777年生）在对皇帝的策问中有些略超常见的答案，
他们指陈了他们所认为的当前政治中真正弊端之所在。他们的文章最初虽然
被试官所识拔，但后来又被认为调子过于激切。据认为，这三个人是采用了
这种办法来非难宰相李吉甫的政策和人品。他们对李吉甫的攻击使得13年以
后他的儿子李德裕对他们以牙还牙地施行报复。
皇浦湜808年写的这篇文章是仅存的一篇答卷，它引起了特殊的学术兴
①
趣。它盛陈音调铿锵的辞藻，同时备述君德之必要和关于郅治的忠言，但它
不时归结到具体的事务。它的整个调子都在儒家传统范围内，要求皇帝克制
和谨慎。皇甫湜力劝宪宗不要陷入当时成为时尚的琐屑改革之中，而要使国
家自然地繁荣起来，其方法是有奖有惩，奖惩得宜，而且要勤求贤德君子为
朝廷大臣。虽然这篇文章的名声在于它尖锐地攻击了李吉甫，但它既不是教
条主义的，也不是纯以个人好恶来发议论的。它的许多哲学背景，包括取材
于《荀子》的内容；它所含蓄地提到的政治问题，如无限制地发展的黩武主
义和出现于全国的经济困难等等，都是当时知识界通行的观点。另外，皇浦
湜也没有点名批评别人，据认为他的某些不甚隐晦的词句是指向宦官的，而
宦官乃是这种文章最常用的靶子。不幸的是，现在已不可能弄清楚其他两篇
文章的内容了。
① 严耕望： 《唐仆尚丞郎表》。
② 《资治通鉴》，卷241 第7790 页；《登科记考》，卷17 第11—12 页。
① 《文苑英华》，卷489 第8—17 页；皇浦湜：《皇浦持正文集》，卷3；《唐大诏令集》，卷106 第545
页；《登科记考》，卷17 第1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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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份答卷是所谓的牛党同伙留下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极少数
文章中的一篇，它便被看做是整个该党共同的观点。事实上，它的用处是有
限的，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皇浦湜本人后来消失于舞台，而且在9世纪的
20年代和30年代从未参加政治活动。如果我们认为皇甫湜反对主张实干的
和务实的宰相跟同样主张实干的和采取改革态度的皇帝之间的合作这一点是
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文章是呼吁官员们应采取更慎重、整个
说来更合乎道德原则的态度。但是，它并未告诉我们李吉甫有什么观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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