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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们可以把宪宗的即位算在里面。见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第112—115 页。
① 《资治通鉴》，“考异”，第76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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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年，穆宗委派他自选的一名文职节度使去幽州；幽州在宪宗时代是
东北方镇中唯一守中立的州。在近百年的大部分时间，幽州镇将历来都是当
地军人。忽然间幽州士民得接待一位骄慢的长安官僚：此人在万人广众之中
坐轿子；不理政事；甚至纵容部属作威作福。这个火药桶马上冲着朝廷爆炸
开了。成德军先是有兵变，后在821年又爆发为全面的叛乱；朝廷的镇压行
①
动开销大，收效少。后来，幽州的另一次兵变推翻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中
央政府只好把幽川镇一笔勾销。魏博也起来反对长安，它和幽州、成德结成
联盟。到了822年年中，东北的局势回复到了宪宗费尽人力物力才得以平定
这些割据州镇以前的老样子。
②
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理由来说明这些使事件急转直下的军事失败。 第
一，讨伐东北方镇之役主要即在使用诸镇的兵力，这些部队人数不多，协调
不善，供给不足（甚至在后期起用的名臣宿将李光颜和裴度也不能统一军
心）。第二，通过宦官监军的影响，宦官们被派往下一级的战地指挥机构，
这种非正规做法可能破坏了指挥系统。长安也曾试图直接指挥作战，但它所
获得的战时情报又往往陈旧过时。许多精锐部队被将军们留作自己的卫队。
较差的兵士才被用于打头阵。自然，这些弱点并不稀奇，自安禄山之乱以后
在政府军的讨伐战阵中是屡见不鲜的。宰相萧俛（820—821年在职）成了这
些问题的政治上的替罪羊，因为他从宪宗朝的中期以来就被认为不赞成对方
镇用兵。萧俛被指责说他诱使穆宗相信国家已是升平之世，因此再没有作长
远计划以使国家底于大治。可是，这个问题确实很微妙。庞大的军队需要用
赏赐来安抚，但又不得不削减它的规模和削弱它的影响，以免文官政制完全
被它吃掉；与此同时，还要适当地防范方镇不满情绪的蔓延滋长，因为不仅
东北方镇已有不满，而且东南方面也在822年后期有了小规模兵变的发生。
不言而喻，仅仅罢免萧俛的相位还不能解决问题，没有多久指责就直接指向
了皇帝本人。和德宗一样，穆宗据说也主张对方镇取“姑息”的态度，这就
是暗示他缺乏刚毅果决的气质。
总的来说，穆宗并不被认为是受人敬畏之君，而受敬畏这一点正是唐代
君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部分原因是由他的个性引起的。九五之尊的
沉重的职责和他励精图治的父亲所要求于他的榜样，在他准备承接以前就已
强加在他头上了。他似乎是一位相当平凡的青年人，朝气蓬勃而热切地期望
与宫廷和军队里的朋友寻欢作乐。他喜欢打猎、击鞠以及盛陈歌舞盛宴。据
正史自以为是的报道，穆宗也沉缅女色。不管真假如何，这种种说法损害了
①
他的声誉，使他不得不遭到关于他行为不检的阵阵批评。纠正他的行为的道
德责任感极受重视，致使在当年的考课中竟把萧俛和他的一位同僚以渎职论
②
处，予以降职。更糟的事情发生在823年初期，当时穆宗在击鞠时 因坠马而
有了伤残。结果他不能亲自处理国事，因此许多职责都被宦官梁守谦和王守
澄完全接了过去。王守澄给穆宗找了一位医生，但未见效用。穆宗在824年
之初故去，按照他伤残以后匆匆草就的诏书，他的15岁儿子敬宗即皇帝位。
① 《资治通鉴》，卷242 第7796—7799、7807—7809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2 第7805—7806、7808 页。
① 例如见 《资治通鉴》，卷241 第7778、7781—7782、7783—7784 页；卷243 第7828 页。
② 据 《旧唐书》，卷18 第501 页记载：“戊辰，上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歘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
罢鞠升殿，遂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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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穆宗失败的另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咎于官僚阶层。在他最后病倒以
前，这位青年天子曾经真心真意地想履行他的职责，但他没有得到大臣们的
通力合作。例如，他即位不久就曾请求他从前的几位师傅担任宰相，但都被
谢绝。穆宗不得不向各种类别的朝臣一一求助；他先后找了年轻的翰林学士，
①
又找了他父亲时代即已发迹的宿将和勋臣，但大部分人都态度冷淡。那时的
许多官僚都只知道政治上党同伐异；我们要对他们更进一步有所了解，就必
须论述朋党问题，这或许是9世纪时唐王朝历史中最恼火的问题。
朋党问题
821年的进士科考试据说有贪污作弊现象，这一事例标志着出现了为控
制长安中、上层官僚而进行的阶级内部长期政治斗争。历史上人们所称的“牛
②
李党争”就是以牛僧孺（847年死）和李德裕（787—850年）为双方领袖而
得名的；这场争端出自个人恩怨，它可以上溯到宪宗时代。在9世纪20年代
他们的个人积怨公开化了，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政治上不是参加朝臣的这一
派，就是参加那一派。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
“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政党中的党（parties）。9
世纪唐朝的党不是基于经济的、政治的或思想意识的共同利害关系而结合成
有严密组织、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集团，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
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唐代的朋党不像今天的政党那样根
据政见的不同来吸收成员；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它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
定。一个人很可能只为了个人原因参加到具有无休无止环节的另一个联合体
中去。其中的原因包含着家族关系、共同的出身、科举或宦途中的师生关系、
①
同僚关系以及单纯的恩仇问题。遗憾的是，组成9世纪两个朋党的关系网的
许多细节尚晦暗不明，莫知究竟。这是因为我们现有关于唐代的传记资料只
限于统治精英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士，还因为这种材料常常是矛盾百出和挂一
漏万，因而很难把朋党的结合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因此当我们阐释9世纪的
朋党问题时，我们实际上只能谈谈双方的几位领袖人物——例如他们干了些
什么；他们跟哪些人结成了联盟；又和哪些人过不去，如此等等。下面还要
看到，由于材料的质量差，它大大地限制了任何想挖掘牛李党争的深刻意义
的努力。它特别使我们想弄清作为朋党形成的起因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分化的
企图无法实现。
据我看来，朋党的领袖们是在追求政治权力，因此他们能抓住那些想分
润杯羹的追随者。这一点从821年的有争议的科举中看得很明白。在那一年
的春天当公布前一年冬天进行考试的结果时，前宰相段文昌（773—835年）
②
当即发现，录取名单中朝廷显宦的“子弟”之数多得可疑。有一个及第举子
是段文昌的政敌李宗闵（846年死）的女婿，另一个人为副主考官的弟弟，
还有一个人则是显赫的前宰相裴度之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段文昌上奏
了一道措词激烈的本章，抗议录取唯亲和“通关节”的弊端，因而损害了考
① 见《旧唐书》，卷650 第3 — 4 页。
② 也称“二李党争”，因李宗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