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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加强戒备，而不是一味好战，例如我们看到他在813年提出的关于重建北
①
方边防的建议便是如此，但是，有时也很难加以区分。他对淮西采取了不调
和的强硬路线，同时如上所述，他在去世以前与实际拟订的帝国的讨伐计划
是分不开的。李吉甫在这些问题上和武元衡同心同德，但他和宪宗中期的第
三位重要宰相李绛却经常发生冲突。
李绛也是出身四代为宦之家，与李吉甫的煊赫家世同源，但他的父祖辈
却不那么显耀。他中过进士和宏辞两科，他显然就凭这些资格进入了仕途，
②
并没有想到使用荫庇特权来擢升高位。我们对他的早期经历所知甚少，只知
道他专门谈过他自己的专长是“论谏”。从公元807年到811年他做翰林学
士，此时又与年轻的补阙白居易一起，不停地就不同的问题行使其劝谏的权
力。当他在户部的时候，他力求终止不正常的财政手续，恢复对合法组成的
渠道的完全控制。
李绛在气质和作风上都大异于李吉甫。宪宗很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了在
朝廷内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他在重新任命李吉甫为宰相后的半年内，又在811
年任命李绛为相。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并非真正有很大的
分歧，只是他们在如何进行讨伐方镇的战争这一问题上有尖锐的冲突，因此
就掩盖了历史记载中的其他问题。812年，如何处理魏博节度使自愿归顺的
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李绛曾经反对过对河北地区用兵，认为这样做太危险，
因此他主张以赏赐和宽恕的怀柔政策来抚慰魏博。但李吉甫则想显示武力，
给魏博施加压力。这一次是李绛的意见占了上风。魏博的当局热情地接待了
①
朝廷的使节，而没有提及需要朝廷的大量恩赏。可是，814年的淮西危机却
是另一码事，这里的情况更适于用李吉甫的进取精神来对待。另外，宪宗那
时对闹独立的方镇已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同时李绛也已从宰相位置上降
职到北部，因此他的反面意见也不那么有分量了。819年，李绛做了河中节
度使。有趣的是，他在20年代被人称为怪人；最后因在西川处理叛军失策而
被当地的叛兵杀害。
尽管他们的政见常常不一致，但元和年间这些大臣和其他大臣们的仕宦
经历比起代宗和德宗时代的官僚们的经历来说，要正常得多，而且更加可以
预测。而且，重振官员的精神面貌的工作也不限于在京师实行。宪宗想把方
镇的高级职位——特别是节度使之职——重新纳入正常的政治任命的轨道。
这不仅会打破军人们对这种战略性职位的控制权，而且也将限制朝臣们只眷
恋做京官的习惯。这个过程怎样开始的，详情不得而知，但一定与让许多节
度使定期轮换之举有关，而这种办法在德宗时代已弃而不用。我们可以完全
有把握地说，从宪宗时代开始直至大约9世纪70年代，原来的宰相们在长安
任期届满后可以指望被任命为节度使。例如河东、河中和山南这几个方镇的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0—7701 页。
② 见崔瑞德在《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关于政府制度的一章；池田温： 《中国的律令和官人机构》，
载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I：《前近代亚洲的法律和社会》（东京，1967 年），第151—17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92—7694 页；卷239 第7695—76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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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使很可能由京师新近退职的大官来充当，或者由希望及早返回长安的官
②
员充当。在这一方面，中央集权化的利益与官僚出路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
而可能有助于9世纪中叶各方镇的政治稳定。
总的看来，宪宗是唐代后期几乎重建太宗之治的人，他享有此誉是当之
无愧的。宪宗显然以成为一个崇高的论坛的庇护人而感到自豪，他说他宁愿
③
多花时间同宰相们讨论问题，而不愿经常陷入日常琐事之中。他鼓励朝臣们
大胆发言，而如果有人不敢参加重要的辩论，他就会不高兴。他想尽量活跃
空气，鼓励朝臣们的自信心和置身事内的意识。对于那些经历过8世纪长安
的动乱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宪宗末年的不和谐状态
虽然宪宗君臣的协作已像上面所述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合作的程度仍然
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低估皇帝在工作中的紧张状态。他的喜怒无常的脾气
是有记载可查的，它足以让朝臣们知道，没有一位皇帝是可以等闲视之的，
特别是对专心一意要干这样一番大事业的皇帝更是如此。他的个人生活——
①
包括内廷事务和他皇室领袖的地位——对于外臣来说更不可轻易地碰一碰。
但是即令在纯属政府的事务方面，宪宗虽然一再要求和嘉纳直言议事，但他
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早在他即位的初年，那些以匡正皇帝不足为职责的言
官——御史、拾遗和补阙——就经常因此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他们如果对敏
感的问题直言忠谏，就会冒极大的风险。例如诗人元稹（779—831年）在806
年上疏请广开言路而备受嘉纳，这无疑鼓励他后来于809年在东川巡视时十
②
分有力地揭发了种种丑闻。在这整个时期他树了不少有权有势的敌人，而在
他的庇护人宰相裴垍辞官以后，元稹于810年便因以东台监察御史身份越权
干涉有权势的河南尹之事而被放逐。
这种紧张关系在9世纪第一个10年中叶开始出现在主要的政治舞台。当
③
宪宗有时还能容忍某个宰相的直谏时，人们已能清楚地看出，他希望对国家
大政的辩论严加控制，辩论应限制在最高级官员的范围以内。当他的中央集
权化的见解已经形成时，大臣们的不同意见更经常地被视为对他的旨意的冒
犯。特别是在武元衡被刺杀以后，无人能劝阻他在东北开辟反对成德的第二
战线，尽管这会使在南方讨伐淮西的军情更为复杂。那些怀疑对方镇采取强
硬态度的人都被人们劝说应克制己见；例如宰相张弘靖（760—824年）便在
816年初辞官而去，因为他知道宪宗不会听从他主张应取克制态度的建议。
这位意志坚强的皇帝甚至同最有能耐、最忠心耿耿的大臣们也闹翻了。
裴度（765—839年）的事迹便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这里不妨谈点背景材
料，它或许是有用的。
②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1969 年），表，第658—669 页；672—683 页；730—740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39 第7697—7698 页。
① 例如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4—7705 页；李绛：《李相国论史集（遗文）》，卷4。
②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30—7633 页；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视时对贪污腐化的揭露》，载《大亚
细亚》，18 （1972 年），第34—78 页。
③ 李藩即为一例，其传记见《旧唐书》，卷148 第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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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度出身于三世簪缨的河东大族：它与唐王朝从开国之初就关系密切，
①
曾在唐代产生过17位宰相，人数之多仅次于皇室。 他不仅在789年中了进
士，而且在792年和794年中过两次更高级的制科。他在河南和御史台做过
官，后来又在808至809年武元衡平定西川时当过武氏的幕宾。但他那时在
战争政策上并无一定之见，并在812年负责了微妙的谈判以贯彻李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