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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叔文，他也是一位翰林学士，但主要是负责监管国家财政。皇帝的指示
从王叔文传达给宰相韦执谊，然后再传给这个集团其他占据要津的成员。这
种安排使二王集团能为所欲为，因为它把其他朝臣一概排除在外，使之不能
管理国家政务。于是马上形成了公开批评这个统治集团就有危险的局面。少
数几个年长的宰相以辞职来抗议二王集团的高压政策，他们的勇气赢得了人
们的尊敬。
可是重要的是，尽管二王集团独断专行，他们确实把他们的最初设想付
诸实施，在他们最初当政的几个月内激烈地抨击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他们严
厉地禁止宦官犯欺诈罪，特别是废除了诛求无厌的宫市制度。当地市民再也
不受为五坊小儿为虎作伥者的欺压了，因为这些人在耀武扬威地为御厨巧取
① 《资治通鉴》，卷233 第7497—7501 页。
① 803 年打退了一次关于韦执谊和王叔文搞朋党政治的指控，见《旧唐书》，卷135 第3732—37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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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夺鸡鸭家禽的过程中总是欺压店铺老板和欠帐不还。二王贬逐了因贪污而
声名狼藉的长安京兆尹：此人遭人痛恨，在离开长安时几乎被人们用投掷的
石头打死。不正当的贡献——包括长江下游盐铁使的“羡余”馈赠在内——
再一次被宣布为非法。事实上，约千名宫女和乐师被遣散出宫，或者送往尼
庵，或者送回家中。德宗时代因政治违禁而被放逐的许多朝廷官员被大赦和
召还京师；大批税项也被减免。
可是，早在805年夏季，二王集团的政治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它的成员
们一度互相争吵。例如，韦执谊越来越看不起王叔文，因为王叔文对他很傲
慢。顺宗的健康越来越坏，新出现的二王集团的反对派要求顺宗毫不迟延地
立太子，以免二王的统治在另一位不胜任的皇帝下面没完没了。翰林学士郑
（752—829年）把一张纸条偷偷带进宫内，他在这上面字迹潦草地要求立
皇后的长子——即广陵王——为太子。未来的宪宗是众所周知的敌视二王集
团的人，但他对他父亲的榜样是亦步亦趋，从不亮出他的意图，也不让被任
命为师傅的那些耳目们所觉察。对二王集团的最后一击来自朝廷以外。王叔
文几个月来一直想渗透并接管禁军的指挥系统，要把宦官赶出他们新近抓到
手的军事阵地。可是，受宦官之赐而取得职位的边防将军们主动地反对这个
计划，而二王集团任命的总指挥又被奉天的神策军主力部队断然拒绝。二王
集团不能赢得军队的事势一旦清楚，他们就什么都完了。一个由多数宦官、
某些翰林学士和几个有势力的藩镇临时结成的联盟，顺利地使顺宗禅位于太
①
子。宪宗在805年阴历八月即皇帝位，马上罢了二王集团残余分子的官。王
伾死于脑溢血，王叔文则于次年被处死。其余直接有关的人则被放逐；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迄宪宗之世永远窜逐在流放地，未获赦罪而还。
这次短命的改革事件背后的问题是非常难于作出解答的。有关这些事件
②
的原始材料数量很少，问题成堆。很明显，许多材料被故意毁弃，而几乎每
一件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有敌视二王集团的语气，所以要分析他们的动机就只
能凭猜测了。对这些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多数文人历史学者认为他们是小
人，是专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流氓。可是，另外一些作者则把他们看成是反对
前朝虐政的改革家，说他们敢于除掉可恶的宦官。③
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有些道理。撇开对他们的道德评判不谈，我们可以肯
定，二王集团缺少权力。他们马上动手抓的那些官署——翰林院、盐铁使署、
度支衙门和宰相府署——很明显地表明，他们确实懂得前此半个世纪所发生
的政权结构的主要变化。他们也善于利用外廷的威望，尽量利用挂名人物以
掩蔽他们的活动。例如，受人尊敬的杜佑便被委以盐铁使职务，而财政大权
实际掌握在杜佑名义上的副手王叔文的手中。由于二王除了在太子底下仅有
的秘密结合之外没有其他权力基础，所以必须承认，他们的声势只是隆盛一
时。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经验。他们没有完全掌握翰林院，没有利用宰
相的职权去安抚朝中的真正有权势的集团，同时也没有赢得军方对他们事业
的充分支持——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禁军的支持就足以使天平倾向自己方面，
而阻止敌人再次获得主动权。他们在财政上也失于检点，即也有所谓的贪污
① 《资治通鉴》，卷236 第7616—7617 页；《唐大诏令集》，卷30 第113 页。
② 见伯纳德·S。所罗门： 《唐顺宗实录》（麻省坎布里奇，1955 年）；浦立本：《顺宗实录》，载《东方
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2 （1957 年），第336—344 页。
③ 浦立本： 《公元755—805 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注13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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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的行为。王伾因在职受贿而发了大财，据说为了防避盗贼，他居然命令
他的妻妾睡在盛满黄金和丝绸的大箱子上。即使可以认为这些针对个人的指
控夸大失实，但这个集团很可能利用国家钱财与别人结盟，例如提升了几个
有权势和闹独立的方镇大员，同时对皇帝的诸弟和子孙们大量赐与采邑，从
而使他们取得了名副其实的“实封”。政府职位只给与二王集团的支持者，
很可能还出售，但是我们没法说清楚这种做法涉及的面到底有多么广泛。
①
对于这一蓄意进行的改变中的改革成分，就更难以说出所以然了。他们
公开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说得上是激烈的改革；至于采取措施控制宦官、禁
止未经批准的贡献等等，这都在德宗初年已有先例。但是可能有人争辩说，
他们宁愿朱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沉浸在模糊不清的道德教化问
题上。有人认为他们互相鼓励，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并以伊尹、周公、管仲
和诸葛亮相标榜，因为所有这些人物都被看成古代“积极实干”的宰相。在
唐代的知识界中，学者们常把这种态度和杜佑联系起来，因为杜佑在《通典》
（801年）和其中已失传的论文选集《理道要诀》（803年）中都强调指出，
古代的价值应作为原则的本源使用，而不能把它作为当前社会的一成不变的
模式。他主张政府应发挥一种积极的、干预者的作用，珍视法律的效用，并
且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基础首先要在经济上家给人足。杜佑在二王集团的
事态中处于什么地位还不太清楚，但是正像浦立本所说的那样，“即令杜佑
本人并非二王集团中的秘密参议人物，他的思想对他们也是很有影响的，而
①
且他被认为是领导和激励他们的源泉”。杜佑的个人助手刘禹锡和柳宗元的
情况更是如此。可是总的说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过于模糊不清，他们的
总的观点和实际政策的关系也过于脉络不明，因此不好肯定地断言二王集团
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至少在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前，
情况就只能是这样。②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有中国历史学家王芸生所写的一
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认为二王集团的努力是真正的改革者的作为，它们反映
③
了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的利益。按照他的意见，二王是为了庶
族集团的利益而反对宦官和其他豪族地主集团的掩蔽性人物，其中包括顺宗
的励精图治的继承人宪宗在内。我不相信他已证实他的说法，弄清了二王集
团的社会—经济根源。可是他搜集了一些重要的材料，因此我认为很重要的
一点是，在对待统治精英集团中的经济差异的问题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