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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是很自然的结果。有几位翰林学士有时竟能与宰相的权势相抗衡。例如，
陆贽就被人称为“内相”。在德宗的孙子宪宗（805—820年在位）时代，被
选入翰林院的青年人是出类拔萃的人，可能有一个锦绣的仕宦前程在望。中
年的翰林学士可能有直接被任命为宰相的最佳机会。
但是，在翰林院和最高层正式官僚之间虽然在阶级和文化见解上有明显
的互相联系，但也有重要的差别。一位翰林学士只对皇帝一人负责，而宰相
则公开地互相负责，也公开地对整个行政官僚阶层负责，因为他们经常得代
表这个阶层的利益对抗皇帝的利益。对于任何要从翰林学士调为宰相，或从
宰相转成翰林学士的人来说，在礼仪和处事方式等问题上都要遇到许多困
难。在翰林学士向皇帝进言的时候可以很坦诚，甚至可以直言不讳，或者反
之，他可以采取古代的儒家王者之师那种充满信心的态度和训戒的口吻畅所
欲言，因为这种活动方式是秘密进行的。相反的，宰相在朝堂直言无隐就会
冒逆龙鳞的危险，使皇帝公开受到压力，甚至使他处于遭受讥议的地位。
① 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19 第19—21 页。
① 山本隆义：《唐宋时代的翰林学士》，载《东方学》，4 （1952 年），第28—38 页；矢野主税：《唐代
的翰林学士院》，载《史学研究》，50 （1953 年），第6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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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贽就是一位愿为翰林学士而不能、或不愿改变他的行为的一个例子。
作为宰相，他和在翰林院中长期工作时 （779—791年）一样地自恃和严格。
他对皇帝的目光短浅所作的规劝可能有理有据，但他进言的方式方法却不太
策略。说到底，官僚眼中看到的皇帝的贪得无厌，对德宗来说却是无可非议
的。这种使对方感到困扰的言论，就一位随和一些的宰相来说是可以避免的，
但这时它却使德宗和陆贽的值得回忆的友谊化为乌有。陆贽不肯改变他的习
性，结果弄丢了官，并且随之带来了给官僚政制的权势真正蒙上阴影的时期。
但是，陆贽的最不适于担任宰相的方面恰恰表现在他与皇帝的关系上。
他流传至今的文集中包含许多奏疏，它们虽然常常是长篇大论，立论纷繁，
却都是讨论他当时的基本问题的，又以议论的功力和警辟见长。其中最著名
②
的是794年就财政问题上奏的关于两税法现状的六条长疏。陆贽在理论上是
反对这个税法的，认为它不是以健全的重农原则为基础，但尽管如此，他也
不想入非非地要求把它统统加以厘革。反之，他认为它是一个既成事实，只
要求加以改进，因此提了许多具体建议来消灭税收中的各种技术上的弊端。
他更进一步地申论说，唐王朝当前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是8世纪80年代的战
争时期和战争以后政治形势积弱，因此，不振兴政治就不可能改进现状。这
当然是个很担风险的意见，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德宗的行事。直率地提出问题
而又注意在事势上有所克制，这二者的互相结合便是陆贽的特点。具有讽刺
意义的是，虽然他生前在政治上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他的许多建议在下一
个世纪却被各种各样的人物采择施行，而且他的声誉也在往后的朝代中有增
无已。
陆贽感到自己在朝中很受限制。我们现就下面一例进行讨论：在财政事
务上他被迫承认 792年的行政分工办法，虽然这样做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权
力。后来不过几个月之后判度支的位置忽然出了缺，德宗没让陆贽的门人李
巽接管这个差使。尽管陆贽提出强烈抗议，皇帝却任命了另一个人裴延龄（728
—796年）来担任。裴延龄年岁较大，是一个更有经验的官吏；他也以非正
式的、私人的方式做过皇帝的助手，但是他的身份是集贤院的成员，而不是
翰林学士。他们两人背景不同，自然要引起对立，但是无论如何，任命裴延
龄来判度支一事证明了是对陆贽行动自由的真正限制，因为他阻遏了陆贽所
想做的一切事情。裴延龄一心一意为德宗聚敛钱财，或者在帐面上搞鬼，或
者公然籍没平民百姓的钱财。他甚至敦促皇帝更广泛地利用单独的皇室内
库。不用说，裴延龄在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最后在历史的
案犯类目内占有了一个大骗子的席位。因此，陆贽是处于恶性循环之中：他
被令人绝望的财政形势捆住了手脚，同时又因政治形势而被剥夺了他所需要
的全权；裴延龄的起用妨碍了他应用已有的权力来卓有成效地工作，而这种
权力现在又是他要取得财政和政治成功的关键。陆贽的学识渊博而有些冗长
的建议未能引起一个急于求得钱财而又憎恶百官的皇帝的同情。到了最后，
陆贽摊了牌，他在一份冗长和逐条开列的长篇控告中攻击了裴延龄。皇帝仍
然愿意留用裴延龄为宰相，而在795年，陆贽被贬逐到南荒之地。他幸免于
处死，但是对这样一位卓著勋劳的官员竟然考虑要处之以死，这件事本身就
说明，德宗皇帝已对全体官员不抱任何幻想了。
① 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第106 页。
② 同上书，第116—119 页；《陆宣公翰苑集》，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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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最后十年的统治 （795—805年）
如上所述，在8世纪80年代的叛乱时期，德宗已发现，神策军在官僚的
管理下已变得衰败。他的解决办法是在786年命窦文场和霍仙鸣来监管神策
军的两支军队。10年以后，即在796年，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命令
①
他们统监这两支神策军，冠之以护军中尉称号。这在实际上意味着，窦文场
和霍仙鸣把宦官的权力扩及全部禁军的十支部队，因为神策军是禁军中势力
最大的队伍。他们控制了这样机动和强大的部队，而又密迩京师，这就成了
宦官在后来一百年中掌握实权的基础。
德宗和宦官的利益都在于不惜用一切手段确保神策军的忠诚。因此，神
策军薪饷优厚，定期发给，所以它与许多远征军和边防军的苛刻服役条件形
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他们享有司法和财政上宽厚的豁免权，以致长安的富
户争相贿赂宦官，使自己成为挂名的神策兵。因此，禁军的全部数目剧增至
数以万计，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合法的兵士。不久以后，士兵们在不值勤
时的纪律变得松松垮垮，少数几支驻扎在远离京城而不受其诱惑的精锐部队
则是例外。在8世纪的90年代，神策军经常抢掠平民的财产。在此同时，在
皇室当差的宦官又用所谓宫市制度来坑骗商人。这些肇事者受到保护而不会
遭受报复，甚至最臭名昭著的敲诈勒索者也无不如此。所以几百年来历史学
②
家都用这些事件来证明晚唐宦官欺压人民，作恶多端。有几位当时的官员在
朝中抗议此事，但他们或遭囚系，或被放逐。
宦官掌兵的新作用当然增加了他们的政治影响。譬如有的事情相当普
遍：朝廷都是从原来的神策军官中任命忠于它的方镇的节度使。节度使为了
得到这些官职或延长其任期，他们必须向宦官送报酬；甚至如果他们手头无
现款进行活动，他们可以给贿款计息。这些人被称为差帅。另外，这时用宦
官而不是用文官来做监军，监察地方的文武大员。宦官现在实际上做了皇帝
的政治耳目。795年当皇帝第一次给了一个宦官以一方关防时，他们的地位
提高了。几十年来，监军制度在地方上招人厌恨，但是从这时起监军也令人
生畏。德宗还用宦官作为信使。一个宦官信使通常在宣读诏敕之前能够在他
的目的地索取礼物，这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