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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宁长期以来是帝国的多事之地，其驻军在862年赶走了节度使。朝廷
任命在对付安南战争和镇压浙东叛乱中久经沙场的猛将王式以取代其位。虽
然朝廷以前曾对徐州的军队进行过几次讨伐，但他们一直长期不听从朝廷指
定的节度使。王式率领从各地军队中调来的分遣队进城；朝廷显然同意了他
的行动计划，于是他开始大批杀戮武宁的军队，据说人数达数千。（虽然其
规模很不一般，但像这样大批杀戮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几次发生在831
年的山南西道、819年的兖海、840年的义武和845年的昭义。）这个行动暂
时稳定了武宁的局势，不过许多武宁的士兵设法出逃，转而去干包括当盗匪
在内的营生。后来，为了再进一步削弱这支军队，约3000名士兵被派往防务
问题又变得非常重要的南方边境值勤。原则上，他们在三年期满后应该返回
家乡，但一支已值了两期勤务的800人的分遣队又奉命留在桂州再驻守一
年。事实证明，这个因素，再加上不满他们的领导等其他原因，使他们忍无
可忍。868年夏驻军哗变，并在他们自己的一名军官庞勋率领下，自行开始
①
了返回家乡的旅程。朝廷事后批准了他们的行动，而只满足于解除哗变部队
的武装。但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武器，继续其返乡路程，在不到两个月中到达
徐州。徐州的节度使拒绝他们进城，因为他有充分的根据怀疑他们的忠诚。
于是他们转而采用武力，他们的哗变很快就转变为公开的叛乱。叛军这一次
又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哗变者是本地人，而该地过去又有经历大风大浪的
历史，这两者很可能是促使民众支持的因素。叛乱者夺取了宿州、藩镇所在
地徐州、濠州和其他重要的地方。他们又攻入今之山东、江苏、河南和安徽
诸省。对邻近区域进行这些袭击的主要目的是为投奔叛军者的大集结取得必
要的给养。政府不得不动员大军，对叛乱首先是遏制，然后再镇压，历时达
一年多。叛乱最后在868年秋末被平息。在此期间，汴渠的交通当然中断，
这就迫使政府使用另一条航道 （但它肯定是不够的），以便把货物从南方运
往长安。另外，政府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是通过从边境派来的3000名沙陀突
厥骑兵的援助取得的，在唐代，这是第一次把外国辅助部队派往黄河以南的
行动。
近代有些历史学家从这一事件中看到这样一种民众叛乱的过程：它一方
面能够蔓延到广大的范围，但又被叛乱军事领袖的狭隘和自私的目的所出
①
卖。不管情况是否这样，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国的心脏地带潜伏着
大批叛乱分子，他们是心怀不满的士兵、退役的士兵、原来的谋反者、土匪、
走私者和人数最多的那些在农村受压迫和被剥夺生计的人。被这次叛乱波及
的区域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一定一直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不是短时期
① 关于这次叛乱的记述，见戴何都：《868—869 年的庞勋叛乱》，载 《通报》，56 （19 年），第229—240
页。
① 松井秀一： 《唐末的民众叛乱和五代的形成》，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 （1971 年），第246—247
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 （1957 年），第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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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在经济上恢复高生产力的。中央的财政遭到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是因为
它直接丧失了富饶和高生产力区域的岁入，一方面是因为要支付巨额费用以
供养战地的军队。中央政府对诸镇的控制一定变得更加松散，这在相当程度
上是因为官员内部对帝国国祚的信心下降了。这样的一次小事件竟被听任发
展为一次大的叛乱，这对当时朝廷的领导集团来说，几乎没有材料可为他们
辩护。
但当事变和危机发生时政府难以应付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行政和军事机
构的虚弱，这时，它作为中央权威的延伸既没有力量，又缺乏反应能力。由
于兵权的分散和军费的不足，地方官员在他们所辖地区再也不能保持足够的
安全；此外，驻军本身的素质也严重下降。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各地行政中
心日益处于地方富人集团的影响之下，内部的分裂使这些中心有发生内部破
坏的危险。在此以前的一个世纪，藩镇与中央的对抗是，节度使一般能组织
其治地的资源来支持他。这时开始出现的形式是，最初的对抗发生在州、镇
内部，矛头指向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或刺史）。换句话说，州、镇中心成了
内部不稳的根源，不过其意义与安禄山之乱以后的不稳根源很不一样。但在
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整个时期，这些中心尚未呈现出一种公开反王朝的形
式。反王朝的形式只是在黄巢叛乱引起的混乱中和混乱后才出现。州镇中心
成了利益集团和土匪盗寇的牺牲品，前者习惯于利用它们，后者像以往那样
先夺权，然后要求软弱妥协的朝廷正式批准。有人说，藩镇结构以提供摧毁
王朝的手段而告终，但这种情况只是在其领导的组成发生迅速和彻底的改变
和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军事化后才出现的。①
从755至906年期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转移中，人们会注意到一种
来回摆动、甚至是周期性的行动，即往一个方向的运动最后让位于往另一方
向的运动，等等。但是在我们的知识足以证明有关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事实上
的确产生一种来回摆动或周期性的形式之前，以上的观念不过提醒我们“人
事中的一种时势”这个事实而已。此外，本书各章都清楚地说明，唐朝在这
一时期有明显的变化。黄巢之乱时的形势及其后果与安禄山之乱时的形势及
中央权威因之而变弱的情况很少有相同之处。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唐朝廷经历755至763年及781至786年的危机后
有了明显的恢复，当时叛乱严重地动摇了国基。在它作出的种种努力中，它
显然在抓中国历史中中央政体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即我们称之为中国这一
广袤领土的团结和凝聚力问题。政府的行动无疑是维持这种团结和凝聚力的
先决条件，但如果没有至少大部分民众的默认，它就不能长期保持有效。因
此，当我们必须专心研究政府在努力重新集权中采用的方法和政策时，它所
发现的对实施程度的反应也决不能被忽视。确认它为政治中心和接受既存体
制的情绪在全国一定十分强烈，否则唐政府在8世纪不得不面临致命的挑战
时不可能幸存下来。9世纪中叶以后，在制度要求和当时主导的社会形势之
间许多人产生了分歧，这大大地削弱了上述的那些情绪。所以，当不法分子
在地方上攫取权力和中央逐渐被混乱所困扰时，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对复兴唐
中央政府的足够的支持就不可能出现了。显然，对唐朝权力的最后垮台，不
应作出简单的解释。
① 参见《新唐书》，卷50 第1324 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51、785 页），它没
有注意到地方行政不时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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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晚唐的宫廷政治
中国历史上8世纪和9世纪的史料大多数已见于文人著作中，它们在数
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的材料，因此我们很容易设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
特性是怎样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题——研究从755年到大约860年间的
重大政治问题——比其他任何题目在文献和历史著作中或许都得到了较好的
反映。可见，对政治历史学家来说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有几个晚唐宫廷中的
主要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得出满意的答案，因为文献不足征之故。这不是
一个枝节问题，也不是一个如何自圆其说的问题，因为公元9世纪的材料，
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有严重的缺陷。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国的众多史料作
非常仔细的推敲，尽可能不使它们的爱恶偏见和缺而不载的地方把我们引入
歧途。自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并不出众，但是对于某些晚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