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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节度使之位的世袭权，朝廷和河北之间在843至844年间建立起来的平衡
受到了最大的考验，结果造成了旧式藩镇的最后一次大叛乱。昭义的历史与
河北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因为它自始至终被认为是对付这个区域危险力
量的主要屏障。它横跨太行山，地处河北和河东，既有优势，也有不利条件。
特别是如果没有北面成德和东面魏博的支持，它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存
在下去。很明显，如果它完全摆脱朝廷的控制，后果是严重的。
自刘悟820年在昭义掌权以来，它一直由刘姓家族控制；刘悟曾在自治
的平卢任职，在818年转而忠于王朝，当时他得到皇帝的赦免和任用。825
年第一次世袭继承的问题在朝廷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当时朝廷动摇的
领导集团最后同意对刘悟之子刘从谏的任命，后者随之治理昭义达 18年之
久，漫长的任期只会削弱朝廷对该地的控制。他经商的范围和种类更是臭名
昭著；他经营盐、马、金属和一般商业，与商人分享利润；为了便于商人的
活动，他还授予他们公职。自835年甘露事件以后，他公然对宦官采取强硬
立场的意愿证实了他的独立性及其地位的力量。他死于843年，这时朝廷已
有了远比825年更为坚定的领导集团，所以朝廷决定应由中央政府行使挑选
接任者的权力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朝廷在制订进攻昭义的战略时遇到了一
定的困难。它知道中央军队之渗入河北将会引起诸自治藩镇抱成一团去支持
昭义。于是就说服成德和魏博从东面进攻昭义。节度使们无疑被许诺的物质
报酬所诱惑；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担心在自己大门口的斗争会破坏他们
与中央权力的有利的妥协。战争艰苦而持久，打了843年的大部分时间和844
年。昭义进行了顽强的防卫，这不但证明它有坚强的军事传统，而且还得到
民众对此地方政体的高度支持。虽然因指挥分散、分裂和不受约束的官军作
战而出现的那些往常的困难又出现了，而且朝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主要
的目的已经达到，对政治形势也没有不利的影响。对现存昭义部队的指挥权
① 关于河北约820 至874 年的发展，见彼得森：《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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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819年改革定下的方式被精心地下放到各州。 ①
唐朝后半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使清代历史学家顾炎武提出一个理论，即
②
到了9世纪，唐朝廷与河北诸镇已发展了一种真正的互相依赖的关系。最
后，一方一旦垮台，另一方势必也垮台。顾炎武肯定夸大了这种关系的绝对
作用，因为王朝的整个后半期因丧失了这些藩镇而长期处于衰弱的地位。不
过，尽管河北的情况特殊，它对唐朝的政治秩序和王朝的生存来说无疑是举
足轻重的。对唐朝统治的真正的、最后取得成功的挑战后来却在一个完全不
同的地区出现。9世纪的人们对河北的地方割据有充分的认识。由于具有顽
强地抵制中央政府的传统，它所以被称为“反赋之地”。有些学者对河北这
些军事政体的粗鲁特征的反应是不利的，甚至把它比作化外。令人奇怪的是，
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这种鲜明对比，840年经过河北的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日本
僧人圆仁竟未注意到。根据他的记载，这位旅行家认为河北不过是中国的一
部分。但他的确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例外：9世纪80年代对佛教的迫害在河北
行不通——这确实是河北诸节度使政治独立方面很说明问题的证据。③
① 见彼得森前引著作第5 章。
② 顾炎武： 《日知录》（台北，1962 年），卷9 第220—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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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制的衰落
打算具体指出 9世纪中央权威在藩镇开始崩溃的时间，这大概是徒劳
①
的。维持秩序的问题在9世纪中期以前在地方上已经出现，但在王朝最后几
十年中央权威的最后和彻底的崩溃则要到黄巢之乱才开始。中央权力的衰落
不纯粹是政治现象。它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密切关系，这种危机逐渐
影响到淮河和长江流域富饶和高生产力的农业区的农村生活。
这场危机并非经济衰落的产物，而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间接结果。自8世
纪初期以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和商业已经稳步发展，人口迅速增加，
但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趋势因政府在
755年后放弃一切徒有其名的土地分配控制，以及因税赋负担不均和贫富差
别扩大而随之加剧。到9世纪中叶，地方盗匪横行和人民离乡背井的现象（这
些历来是农村苦难的表现）达到了严重的程度，而在京师，中央当局从这个
地区取得的收入减少了。政府和它的政策部分地应对这种局面负责，但它们
只是次要的因素。政府对根本的变化、迅速的发展和它们的广泛的社会影响
是控制不了的。可是朝廷坚持要取得越来越多的岁入，或者至少要维持当时
的水平，而根本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就助长了地方官员的陋习。他
们知道朝廷对他们成绩的考核只以他们取得的结果来衡量，而不问取得这些
结果的手段是什么。随着危机的产生，政府也没有采取帮助苦难者的积极政
策。因此，农民虽然可能同样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压榨，但政府的公开的征
税要求证明是他们不幸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员通过对地方有财有势的人提供
保护和给予特权以及通过其他的贪污行为，也增加了一般纳税者的负担。长
江流域发生的这类事件有最详细的文献记载，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是中央政府
最为关注的地方，而且因为它从那里获利的机会更多。可以肯定，不是所有
的官员都贪污腐化到不可救药；倒不如说年深月久的个人偏私和不法行为不
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此外，一个拥地者不论拥地大小，当他取得免税地
位时，往往把它扩大到为他种地的农民身上。由于纳税人的减少而造成当地
人民税赋负担的不平衡，再加上其他许多农民干脆出逃和迁往别处，这转过
来又成为官员痛苦发愁的根源，因为他们仍一心指望能够凑满应上缴的税
额。处于这种压力下，地方官员的对策可从9世纪30年代浙西一个过于热心
的刺史的事例中看出：他亲自决定谁该不该纳税，然后派军队到该州各村各
乡直接催课。①
地方的行政在9世纪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这大大有助于解释帝国约从
855年起的事态发展。前面已经谈过，它吸收了地方各类人物，他们的社会
出身与那些最正规的官僚的出身明显不同；也谈到了利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
位通过财产的假转让来保护逃税的方式。中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一直必须依靠
本地的胥吏去完成许多基本任务，所以它们一直受到强大的地方压力。但在
晚唐，地方的行政机构逐渐丧失了它们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的特点，并且日益
① 这一节取材于以下的研究著作：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94—121 页；日野开三郎：《中
国中世的军阀》，第208—215 页；栗原益男：《安史之乱与藩镇制的发展》，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6 （1971 年），第173—178 页；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第137—209 页，及各处；堀敏一：《黄
巢之叛乱》，载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 （1957 年），第1—108 页。
① 《册府元龟》，卷698 第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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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地方本位主义。它们陷入地方利益集团的网络而不能自拔，但这些地方
利益集团总是根本不赞成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结果，节度使和观察使、
刺史及其幕僚等朝廷任命的官员同地方政府的本地公职人员 （包括军队）之
间的一直存在的潜在冲突就变成了现实，因为前者日益被看成是异己的和敌
对的利益的代理人。这一局势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