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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隋唐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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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重点放在对中央政府的积极影响方面,还是放在对藩镇的消极的影响方 
       ① 
  面。无论如何,可以预料,任何立法如果对大批执行它的官员有潜在的不利 
  影响,那么中央政府只有继续坚持贯彻和继续表明它有支持其法令的办法, 
  这些法令才能有效地变成法律。自安禄山之乱以后,只有宪宗之治才开始做 
  到这一点,在他统治时期的发展有力地说明,改革是有成效的。 
       同时,宪宗一点也没有放松他对个别藩镇重建直接控制权的努力,这个 
  过程不可避免地造成与东北强大的藩镇的冲突。809年初期成德节度使死 
  去,他的年轻和能干的儿子王承宗要求接任。皇帝发现这正是在这个区域重 
  树皇权的大好时机,于是拒不批准权力的转移,这对河北根深蒂固的惯例来 
  说显然是一个有敌意的反应。此举又在朝廷触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它之所 
  以特别引起兴趣,是因为它显示了京师是如何看待这些藩镇的。不论在这时 
  还是在以后,宪宗表现了极大的决心,坚决要成为全中国名副其实的皇帝。 
  随着他初期的成功,他当然充满了信心,但在他行使权力的决心后面还不止 
  是专制君主的好大喜功,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得到了朝臣们很大的支持。在他 
  的眼中,帝国,至少作为一个健全的政体,不能无限期地让这些自治割据势 
  力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它们威胁着既存体制和成为抵制中央政府的榜样。同 
  样重要的是,他相信通过适当的军事和外交措施,很可能恢复对这些藩镇的 
  控制。因此,进一步的妥协只能妨碍最终目的。 
       但也有人对这条拟定的路线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其中当时的翰林学士 
  李绛的意见似乎最为言之有理。李绛警告说,强有力的历史因素和地缘政治 
  学因素阻碍了中央想收复成德的任何企图(言外之意,对东北诸藩镇也是如 

① 特别见日野开三郎:《潘镇时代的州三分税》,载《史学杂志》,65。7 (1956 年),第650—652、660—662 

页;松井秀一:《裴垍的税制改制》,载《史学杂志》,76。7 (1967 年),第1030—10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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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首先,自安禄山之乱以后,成德已享受了几十年的自治,这已把当地 
  民众与成德的领导集团结合在一起,并使后者取得了实际上的合法性。任何 
  改变这种事态现状的企图势必激起该地的有广泛基础的反抗。其次,成德不 
  像刘辟统治下的剑南西川和李锜统治下的浙西,周围实际上是性质相似的藩 
  镇,它们之间尽管偶尔有对抗,但利害关系总的说是一致的。这使它们成了 
  朝廷的不可靠的同盟,即使在它们表面上参与对成德的武力行动时也是如 
  此。总之,成德不可能被孤立和击败。最后,李绛指出,国家的财政状况不 
  佳,难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当时淮河和长江诸地洪水为灾。① 
       皇帝最后的确接受了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承认王承宗为成德的领导, 
  但要王承宗同意对朝廷履行正常的行政义务,并放弃它前不久取得的德州和 
  棣州。显然王承宗是装模作样地接受这些条件的,因为他不久立刻用武力保 
  留了这两个州。这就给皇帝以军事干涉的机会——他确实也没有其他的真正 
  选择了。809年秋末,包括除魏博以外的许多地方的大军以及神策军奉命开 
  赴战场,对成德全面进攻。按理说,成德应该被摧毁。但从一开始就出现了 
  协调各路兵马的严重问题,各个将领证明都不愿意争先动用自己的军队。另 
  一方面,成德则不存在指挥的问题,它的精锐部队在为守卫自己的家乡而战。 
  最后,中央财政的枯竭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810年年中,宪宗看清了他的 
  军队的半心半意的行动,在不到一年后取消了讨伐。王承宗仍保留他的两个 
  州,但同意遵守原来协议中的其他条件,以报答朝廷对他的正式任命。但对 
  宪宗来说,这只是一个保全面子的解决办法。并没有导致当时存在的关系的 
  真正改变。 
       这样,随着在东北重新树立中央权力的又一个企图的失败,宪宗遭受了 
  第一次挫折。这次挫折有进一步的影响。在冲突中,朝廷不得不直截了当地 
  同意淮西和幽州的领导的更替,幽州在河北之役中或多或少地是一个积极的 
  同盟。一些最强大的自治的藩镇除了被迫对成德采取行动外,依然没有受到 
  任何严重的影响。但以后事态的发展表明,政府没有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 
  它的威信仍很高。例如,张茂昭在19年前已世袭了地方虽小但地处战略要冲 
  的义武的节度使之职,但他自动放弃了对那里的指挥权,这即是明证。虽然 
  那里在后来偶尔发生动乱,但自治藩镇就这样永久地少了一个。 
       809至810年的冲突在另一方面,即对国家的财政,也有重大的影响, 
  大规模的动员似乎已迅速地耗尽了中央的储备,因此,特别是鉴于战地军队 
  战绩不佳,继续征战已经行不通了。这类军事行动代价高昂的原因已经变得 
  很清楚:中央政府不能对参战的各镇军队进行直接的控制;不同的利害关系 
  支配着各镇领导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对为进攻目的动员 
  起来的军队采用一种很无效的供应体制,这就使得中央的资源非常紧张。很 
  简单,这种直接的津贴称“出界粮”,它按人头以固定的数额付给这类军队。 
  各镇军队一般从它们的领地内取得给养 (西北的军队除外),但它们的军队 
  一旦开拔出境,就有资格取得中央的津贴。从安禄山之乱后,这一制度从一 
  开始就遭到批评,因为它本身实际上是浪费,而且没有道理。据说,地方将 
  领毫不犹豫地派遣其军队至自己所辖的境外,然后以种种借口按兵不动。由 
  于他们已取得财政支持的资格,就感到认真战斗不一定符合他们的利益。但 

① 《全唐文》,卷646 第4 — 6 页;尤金·菲费尔:《作为御史的白居易》(海牙,1961 年),第117—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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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取代这种资助方式的好办法。809至810年在与成德的冲突中,宪宗 
  为一场国内的大讨伐付出了高得难以忍受的代价,而在战场上的所得甚至远 
  远抵不上支出。他不但被迫中断了讨伐,而且实施809年财政改革的企图也 
  受到了不利的影响。此外,朝廷要经过几年才能把枯竭的国库恢复到再想进 
  行重大军事行动的程度。的确,810到814年这四年是他整个统治的最长的 
  安定时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关键的藩镇内部的不和,使宪宗开始取得分裂 
  河北集团的机会。812年年中魏博节度使的死亡留下的接任者只是一个儿 
  童,他的助手和随从立刻与大部分守军离心离德。当时朝廷只要故意拖延对 
  接任者的承认,给他造成一种前途未卜的形势,就能引起一场废黜他的兵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藩镇虽然在内部施政方面享有充分的自治,它们仍迫切 
  需要得到承认并与朝廷建立正式关系。领导集团未能得到承认的情况被认为 
  是不正常的,因此常常产生严重的后果。魏博的哗变者立刻拥立一个得众望 
  的将领田兴(田弘正)为节度使;田兴非常清楚局势的不稳定,于是与朝廷 
  进行谈判。驻军同意他与朝廷的关系正常化,于是田兴提出让魏博真正听命 
  于中央政府,条件是取得正式的承认。对田兴的提议的诚意,朝廷相当怀疑, 
  但由于宪宗已经拒绝了进行武装干预的建议,他最后决定接受田兴的建议。 
  魏博的局势很快恢复正常,对朝廷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联盟从而开始出现 
  了。 
       魏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帝国正式的财政体系之中,仍然值得怀 
  疑。在以后的十年中,它的确一直紧跟中央的政策,但它是出于盟友的关系 
  而不是出于臣属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被思想感情或正式的控制手段所 
  支持,倒不如说是被田兴的个人忠诚和朝廷给军队的大量赏赐所维系。但魏 
  博作为一个盟友,使宪宗进一步的计划得益匪浅:他使其他东北诸镇不敢轻 
  举妄动;魏博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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