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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及其官署。但是如果节度使在这些镇内的控制更加臻于完善，那么控制问
题又比其他独立程度较小的藩镇要严重得多。权力赤裸裸地以武力为基础，
节度使单独地负责，由他有效地任用人员。由于他将自己的地盘置于朝廷的
控制之外，如果他的政体失败，就不能指望得到朝廷的支持。他们所受的惩
处或是遇刺，或是被驱赶下台。结果这些藩镇的节度使采用了一种精心设想
的控制体系，812年李绛给皇帝的一份奏议对此部分地作了阐述。“臣窃观
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
而谋己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
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加以购赏既重，刑诛又峻，是以
诸将互相顾忌，莫敢先发，跋扈者持此以为长策。”①
此外，这些节度使还采用人质制以防止变节或叛乱，同时深深地依靠家
属，因为可以放心地让他们担任关键的职务。提升的诺言和赏赐的不时颁发
也能积极地鼓励忠诚。这类行动也能在朝廷控制的藩镇中见到。但它们与朝
廷的关系是，节度使严格地要向朝廷述职，而在困难时也保证能得到朝廷的
支持，所以在朝廷控制的藩镇中，这种关系与其他的藩镇有本质的不同。
在财政方面，两类藩镇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与其说表现在特
定的财源方面 （因为岁入基础不论政治秩序如何变动，基本上保持不变），
不如说在它的处理方面。两类材料都很少，但朝廷控制的藩镇的财源的处理
显然要复杂得多。自治的藩镇不论它们是否名义上上报朝廷，它们只是单纯
地征税并截留归己。中央政府从它们那里收到的唯一收入就是“贡”品，如
果进贡，也是不定期的，时间和数量都取决于节度使。有些忠于朝廷的藩镇
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如剑南西川的韦皋就享有完全的财政自主权，不过这可
能是合理的，因为那里亟需防止南诏和吐蕃对四川的入侵。但大部分藩镇事
实上仍然需要向中央当局上报。
藩镇当局应收的岁入为所辖各州所交的“送使”部分，另外还有镇所在
州的全部收入。如果节度使及其僚属想超过这些法定的限额，他们必须谨慎
从事。一个额外增加岁入的常用办法是另立户籍而不向中央政府上报，它们
①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92—76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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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赋专作本镇的收入。另一种做法为“应避”，也称“应庇”。地方上的
富户通常将其土地名义上交给有官员地位的可以免税的个人，另外付以钱财
作为他们土地得到免税的报酬。
征税权给个人创造了很大的获益可能性。有些其他权力分属
于藩镇的各级官员，但这些财权只操在节度使一人手中，因为他是境内最高
级的财政官员，只有他有权征税。他把持的与朝廷联系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他及其心腹助手才能决定哪些课税已得到中央的认可，哪些则没
有。非法的附加税 （有不同的名称，如配率、加配、加征）之采用有两种方
法：第一种，在规定征课的基础上简单地增加税率；第二种，不管是否打算
作为正式的税，以巧立的新名目开征。两税法的推行旨在结束当时存在的这
些名目繁多的特殊课税，但中央权力的衰落使这一希望变成了泡影。
藩镇的官员还利用8世纪后期和9世纪商业发展的机会自行在境内设关
卡税，它与19世纪推行的厘金税很相似。地处交通要道的藩镇则机会更多。
例如，宣武和武宁肆无忌惮地利用它们位于汴渠的地位。长期任宣武节度使
的韩弘到819年退隐时积聚的财富达数百万 （以钱、丝帛、粮食和珍贵物品
①
计）。藩镇当局还明目张胆地自己经营商业，尽管这类活动有明文禁止。最
后节度使及其下属有时干脆从百姓那里攫取钱财，虽然一般都有具体的借
口。文献记载中最清楚的例子是9世纪初年剑南东川的节度使严砺的事例。
严砺以约88户的家属成员与叛乱者勾结为理由，查抄了122起地产和住房（内
②
有各种财产），而完全无视皇帝已对所有这类个人的宽恕。但这种行径不能
反复使用，所以很可能只是罕见的。
最难从文献中了解的藩镇的行政特征是藩镇当局与当地人民的确切的关
系，以及在它们的辖区得到多少人民的支持。新的藩镇机构和人员无疑会被
接受为正常的行政秩序的组成部分。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军队方面，大部
分行政的和军事的中、低级分支机构一定由本地人充任员工，与地方利益有
密切关系。但这种情况——再加上其他因素——是否会产生地区情绪煽动起
来的要求割据一方的压力？我们对此只能推测。我们从廷议的政策中的确知
①
道，自治藩镇的民众紧跟当地领袖的情况曾被认真地考虑过。尽管上层有斗
争，但由于藩镇领导集团的组成有高度的延续性，这种情况助长了牢固的地
方纽带的发展。自治藩镇的节度使对朝廷不负有任何物质义务，这可能使他
们能够比其他忠于王朝的藩镇对一般的纳税人采取更加有利的税收政策。
这种民间的支持在一个藩镇内需经过一段时期才能发展起来，所以不能
解释为自治政体出现的首要原因。类似的可能性在帝国的许多其他地方也存
在，那里也有许多产生高度割据的办法，但实际上出现的自治程度则没有那
么高。事实上，割据称雄的局面之所以没有普遍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
由于全国的精英继续把自己与他们所知道的既存体制——唐皇室主持的朝廷
——视为一体。这种一致性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也是文化和道德上的。对
王朝的这种依附性也可能普遍存在于平民的情绪之中，其程度比人们所了解
① 《旧唐书》，卷156 第4135 页；《新唐书》，卷158 第4945 页。
② 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视时对贪污腐化的揭露》，载《大亚细亚》，18 （1973 年），特别是第43—4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59 页；卷238 第7664 页；《全唐文》，卷646 第2 —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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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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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 （805—820年在位）与藩镇问题
从安禄山之乱以后到宪宗在805年登基的年代中，藩镇的结构没有发生
基本的变化，尽管其间发生了几件大事。同样，由于宪宗的改革，经过变动
过的藩镇结构几乎原封不动地维持到9世纪第三个25年唐朝崩溃时为止。于
是，他的统治在755年以后中央和藩镇之间的关系方面突出地成了第二个形
成时期。①
在身患重病的顺宗退位后不久，他的儿子宪宗于805年5月登基。事实
证明，宪宗是一位重实干的坚强的君主，他抓住时机采取了干预的政策。但
在一开始情况似乎并不显得对他有利。在顺宗时期出现的不和以后，朝廷尚
需恢复和谐关系，而地方政府广泛的行动回旋余地已成为全帝国被人接受的
准则。宪宗对迅速恢复中央权力的可能性不抱幻想，所以行动很谨慎，只是
设法见机行事，而不是强制推行自己作主的全面计划。
可是宪宗顽强地坚持他的基本目标，即恢复对搞自治的藩镇的控制，并
要使所有藩镇当局完全听命于中央的指令。他几乎不可能希望深入进行下
去：对各藩镇高级当局的需要，排除了恢复安禄山之乱前那种中央集权的可
能，而且它们的军事编制既庞大，又根深蒂固，以致不容许作任何重大的军
事复员。宪宗的又一个特点是，他没有从纯军事角度去看待藩镇的问题。他
认识到，要削弱诸镇独立行动的能力，同样需要作出制度的改变。的确，他
的改革旨在增强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但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