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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中，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安禄山的事迹。安禄山为粟特族和
突厥族的混血儿，从青年起就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他的擢升无疑归功于军功。
在他40来岁时，他已取得一个职业军官的最高和最有权势的地位：在 742
年成为平卢节度使；在744年又任邻近的范阳镇节度使。他身兼两职是有充
分理由的，因为两镇需要最紧密的协调。但容许他在这两个职位上留任达12
年以上则是很不正常的 （节度使的正常任期为三年），何况同时他又有兼职
（750年兼河北采访使，751年兼河东节度使），从而使他成为东北不容挑战
的长官。让一个人能集如此大权于一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朝廷在授权这
一基本任务方面显然已经变得草率从事了，所以安禄山才能取得为自己招兵
买马的良机——如果他愿意，他还能选择违抗朝廷这条道路。
安禄山之所以如此受宠，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和过去的经历。虽
然绝大部分史料——主要在叛乱进行时期写成——把他描绘成肥胖的小丑，
但他仍是一个在漫长的镇守期间保持东北边境安全的有成就的军事将领。另
外，他还兢兢业业地建立与朝廷各方面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事实上，
权势炙手可热的宰相李林甫在752年死亡前，玄宗在临近悲惨的结局时，仍
然对他恩宠有加。鉴于他集权力和荣誉于一身，很可能从8世纪40年代中期
起，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从朝廷总的发展形势看，这些都不是
偶然的：安禄山的崛起及其地位的巩固与玄宗不再积极领导国务和强大的节
度使日益参预朝政的情况是一致的。
在玄宗朝的最后20年中，他究竟提供了多少积极的指导，这是很难回答
的。他越来越依靠强有力的人物：在朝廷，李林甫在734至752年这段非常
长的任期内是宰相和实际的独裁者，以后接任的杨国忠几乎同样独裁；在边
境，东北的安禄山和西北的哥舒翰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同时掌握几个藩镇。另
外，从8世纪40和50年代朝廷的政治争吵和角逐中，人们也明显地可以看
出玄宗对日常的政务越来越不加过问了。
在这些情况下，比帝国其他官员能更直接行使地方和军事权力的节度使
都不免卷进操纵政治的角逐之中。但这带来了边境将领——或至少那些有足
够的野心和机智在政治领域中纵横捭阖的边境将领——干预政治的危险。李
① 见日野开三郎载于《史渊》（87＇1962 年＇，第1—60 页及89＇1962 年＇，第1—26 页）的关于东北边境史
的综合的（但其部分内容是高度理论性的）论述。
② 关于安禄山的事迹，特别参见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一书（它叙述到752 年）；又见戴何都的
《安禄山史》（巴黎，1962 年）和霍华德·列维的《安禄山传》（伯克利，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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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甫之死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只有他拥有在帝国其他实权人物中间保持平衡
所必需的无容置疑的权力和威望。他死后，在导致叛乱的最后几年中出现了
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只有玄宗的有力行动才
能解决，但他的消极态度反而助长了斗争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撤换安禄
也的各种企图不能简单地再被看成是替换一个任期早已届满的将领或让他退
隐的事情。杨国忠本人很可能主张加强中央控制边境将领的总政策；但安禄
山认为，如果替换他的企图得逞，这只会使杨国忠取得更大的权力。
但是，尽管历史学家对宫廷政治斗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却不能为叛乱
的起源提供圆满的、或令人满意的解释。古往今来许多评述者把注意力集中
在安禄山及其许多追随者的非汉族出身方面，他们坚持这些人生来 （或被养
成）桀骜不驯和贪婪成性。这些人所受的中国文化的影响甚为肤浅，所以不
甘心接受传统约束而一心渴望征服和掠夺。因此，安禄山之乱被视为“在国
①
内进行的外患”。虽然这一观点并非全无根据，但它也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
解释。它假设在作为中国兵员来源的不同民族中存在一个共性，而没有看到
在它们中间存在的语言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别。其次，它假设所有“胡人”接
受中国文明的程度都很低，而实际上随着接触时间的长短和接触质量的高
低，同化的程度也不大不相同。边境城镇的长期居民——可能已与汉人婚配，
或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汉化“胡人”——不可能作出与来自草原的新迁入者相
同的反应。再次，它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安禄山麾下包括许多汉人，
而另一方面，回纥人和其他“夷狄”后来证明也属于唐王朝最坚定的捍卫者。
近年的两大论点试图参照一些地区特征来解释叛乱。已故的陈寅恪发展
了夷狄论的另一深思熟虑的变种论点：8世纪初期异族的迁入河北导致了最
后使东北社会“胡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到8世纪40年代已发展到如此程度，
以致充分了解这一形势的唐朝廷只有树立一个“羯胡”（安禄山）作为保持
控制河北和东北的唯一办法。因此，陈寅恪所看到的夷狄因素不仅涉及安禄
①
山及其所属的兵将，而且还涉及整个这一地区的人口。除了这类文化解说的
高度主观性连同它的模糊和带激情色彩的“胡化”观念外，陈寅恪这一引人
注意的假设没有足够的证据作为依据。他的叛乱前的证据所指的不是整个河
北，而只是具体地指边境地区；他用的叛乱后的材料——这是他论证的大部
分依据——则错误地把一些具体的后果归因于主观设想的文化变化，而不是
归因于这一区域取得的事实上的政治自治。
谷霁光提出的另一个主要的解释迥然不同，他的论点稍经修改又被浦立
本采纳。两人都从河北 （在东北）对唐朝廷（在西北）的长期异化这一角度
来解释叛乱，这一异化过程主要是朝廷对该区的歧视政策造成的。根据这一
②
理论，安禄山是作为这一地区的感情和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但关于朝廷和河
北道之间长久分裂的证据不够充分，而且几乎都来自7世纪的材料。此外，
成为这一论点前提的河北地区支持叛乱的广泛基础始终不明显——不论在叛
乱前、叛乱时和叛乱后都是如此。
① 这一观点构成大部分传统记载的理论基础；关于近时对这一观点的修正，见岑仲勉：《隋唐史》（北京，
1957 年），第257—260 和264—265 页，注8。
①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1944 年，1956 年北京再版），第25—48 页。
② 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 （1936 年），第197—209 页；浦立本：《安禄
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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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叛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的环境，它
们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本质的联系。这
场叛乱其实也不产生于任何大的社会危机。在叛乱开始时，河北道除了提供
基地外并未卷入。引起这场叛乱的解释要在边境形势中而不是在河北道内寻
找。虽然边境藩镇的建立和以后的发展使得它可能对唐统治皇室进行挑战，
但关键的一个发展是指挥机构逐渐被那些很难被认为是唐统治阶级的成员的
人所控制。这些人为职业军人，地方观念强，社会出身往往很低，所以形成
①
了一个与正规官僚集团显著不同的集团。朝廷和它的边将之间的社会和文化
差距不一定产生敌对，也不会使叛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但它能使一个强有
力的将领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去寻求其袍泽的支持，并对他们认为很少有共
同点的朝廷宣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