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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他可能作为党派阴谋的中心人物，对他的继位者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
他死于761年阴历四月，享年77岁。
本章的叙述大量取材于新、旧《唐书》和司马光在11世纪作的《资治通
鉴》所描述的大事。重要的是，读者必须注意某些情况，其中之一是这一时
期的历史编纂在材料上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旧唐书》（成书于945年）
提供了几乎这一时期的全部基本材料；《新唐书》（成书于1060年）使用某
些遗闻轶事加似补充；《资治通鉴》（成书于1085年）则对它们进行了重新
整理和严谨的批判性的鉴别；《资治通鉴》编者当时掌握的某些材料已经散
佚。
但关于756年以前的时期，《旧唐书》的编者不过是完整地转载了柳芳
在759年完成并上呈肃宗的最后一部唐朝国史。他们没有什么其他材料，因
为史馆所藏关于唐朝以前几个皇帝在位期的官方档案，包括起居注、实录以
及较早的国史，都已在756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期间被付之一炬。
在这场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唐王朝前期的唯一主要记载是史官韦述作的一
部国史稿。这部史稿记述的确切时间范围还不能肯定，但它几乎肯定叙事至
741年 （开元期最后一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玄宗朝的早期在他在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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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别被记载在《今上实录》和《开元实录》中：前者共20卷，于8世纪
20年代在张说和唐颍的指导下编成；后者共47卷，在742年以后某个时期
①
编成。《开元实录》特别被提到，说它已毁于756年的大火，但由于韦述于
8世纪30年代已在史馆工作，他可能已使用这些材料来编写他的国史稿。
当柳芳在758年奉命撰写国史时，他可能已掌握一部根据早期实录写成
的玄宗朝早期的记载；这些实录由于是在玄宗在位时所写，它们一定是以赞
誉的语气写出来让他过目的。为了完成这部直至756年的历史，柳芳的工作
十分困难。大部分材料已经散佚，无法寻找；我们知道，在8世纪60年代曾
有编一部玄宗朝新实录的企图，但大部分文献已经无法找到。此外，柳芳是
在政治形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写作的。他在新帝肃宗的指使下撰写，而肃宗
已通过明目张胆的篡位而把玄宗废黜，所以需要把他父亲在位的最后几年说
成是一个行政不当的时期，以便为他的行为提供道义上的理由。但同时玄宗
本人仍在世，他后期的几个为首人物仍在活动和掌权。安禄山发难的这场叛
乱仍未解决；柳芳本人的地位也很不保险，他因在756年附逆曾被处以流放，
之所以匆忙地予以缓刑，是为了让他从事历史写作。
我们知道，柳芳所写的历史在送呈肃宗过目时受到严词批评。760年后，
于休烈（他补上了肃宗本纪）和令狐崱允犯遄髁艘恍┬〉男薅Ａ急救恕�
并不满意，于是又改弦更张，私下编写了《唐历》一书（现已遗佚），在书
中增添了一些细节。
但柳芳的760年的国史基本上被《旧唐书》的编纂者吸收到他们所写历
史的早期部分之中，而且大部分是逐字照录的。因此，关于玄宗时期的记载
内容是不均匀的。约在741年前，它有充分的文献依据，而且一般地是颂扬；
他对玄宗的最后若干年则材料较少，语气特别带有批判性。这种不平衡不但
明显地表现在本纪中，而且也表现在列传中。8世纪40和50年代的许多高
级官员的传记都很简短，而且材料很少。其他的官员根本没有传记。朝廷中
活动的主要人物都没有留下可与张说和张九龄的文集相比的详尽的个人文
集，以解决正史中玄宗最后年代缺乏材料的问题；二张的文集使我们能够非
常详尽地填补8世纪20和30年代的历史空白。
因此，在对玄宗时期进行研究时，我们就处于只能依靠不充分的材料的
境地，而且编写他历史的客观情况也使这部历史的可靠性受到怀疑。如同所
有前人所做的那样，我在这一章重新展示了柳芳提出的办法，即把整个玄宗
时期分成三个阶段：一、政权巩固时期；二、日益受到宫廷紧张形势妨碍的
积极参政时期；三、玄宗不再起积极政治作用和朝政被李林甫和杨国忠控制
的最后一段时期。但读者应该记住，柳芳的记载是奉命为强制性的政治目的
撰写的，写作的情况又非常特殊和困难。我们永远不能了解8世纪40和50
年代许多大事的幕后真相，这是因为材料干脆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
至少应该认识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中存在一些应予说明的问题。①
① 《唐会要》，卷63 第1095 页 （于休烈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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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唐和晚唐的宫廷和地方
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出现的强有力的地方分权体制是755至763年安禄
山之乱的直接后果。在唐朝成立以后，这场叛乱无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
事件。叛乱把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和辽阔的帝国搞成斗争不休、不安全和
分裂的国家。历史学家早就认为它是唐朝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近几十年中，
它甚至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中的一个大转折点。不过在叛乱本身及其后果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不相称。虽然这种大内乱必定产生严重和深远的后果，但是
难道一件基本上是军事的事件会造成把唐王朝截然分成前后两个时期的深刻
变化吗？
实际上，安禄山之乱后中国的变化的局势不仅仅是叛乱所造成，而是有
它早在进行的发展根源。正如本书前几章所指出的那样，自唐朝开国以来，
它的政制已经经历了重要的变动。这些变化在与初唐政体性质迥然不同的政
体形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必须把长期的变化与叛乱本身的特定根源区
别开来。虽然当叛乱发生时，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
但这一事件决不是不可避免的。
说到那些区别初唐和中唐的变化，我们需要在这里回顾一下与755年出
现的危机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分裂状态有关的变化。最重要的是8世纪第一个
25年为巩固中国对外的地位所采取的步骤。在遭受7世纪最后几十年和8世
纪初的重大挫折后，为维护一个从南满至帕米尔、从内蒙到越南的已经扩大
的帝国新政制结构发展起来了。这些变化把唐帝国置于一个与半个世纪前太
宗遗留下来的机制迥然不同的基础之上，它成了一个通过历次大征战（一般
是胜利的征战）创建的，以及靠王朝无与伦比的威信、外交和仅仅是不牢固
的外围防御维系的帝国。这些变化是日益增长的外来军事压力——主要来自
复兴的东突厥人、契丹人和吐蕃人——直接造成的。唐政体在与这些强大和
组织良好的邻邦的经常冲突中，被迫逐步建立永久性的大规模防御体系。但
这一体系经过一段时期后获得了充分的进攻能力，这一事实有助于掩盖它开
始时的防御性质。
这一发展的根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利益 （区别于帝国及其将领们
①
的个人雄心），对此已有人提出疑问。但是批判者往往忽视了基本的战略考
虑，即迫使中国人把军事力量扩大到远远超过他们可能定居的范围以外的考
虑。只有这样，高度机动的游牧邻族才能被遏制，而不致于迅速和破坏性地
渗入内地。另一个动机可能是维护对外贸易的交通，虽然由此产生的贸易远
远不足以弥补这类政策造成的巨大费用。总之，重要的是，在边境维持庞大
②
兵力的这一政策当时并没有人认真提出疑问。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一政策似
乎一直是必要的，理由是它取得了全面的成功，而且唐帝国有能力负担它的
费用而不致于造成资源的不应有的紧张。
① 关于晚唐及宋的代表性的观点，见《通典》，卷148 第1 页；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中有译文
及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