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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空前迅速的发展、商人的日益富裕和生产力的全面提高，逐渐导
致官方对经济的态度的根本转变，而这种转变再次标志着8、9世纪是一个时
代的结束。在表面上，至少在公开颁布的政策中，对强调农业为“本”和农
民为岁入主要来源的理论的传统态度依然未变。但从这时起，不管历代政府
对这一古典正统思想的信念作何表白，以后通过对国家垄断事业的管理，对
有利可图的工业的直接干顶，对贸易税的日益依赖，以及对城市居民征税的
政策，它们将始终与商业发生密切的关系。
但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废弃了原始币制；在原来
的币制中，作为实物税的丝帛连同铜币一直被用作巨额支付的一种商品货
币；旧币制是南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在初唐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铜钱始
终不能满足商业的需要。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的影响在这里再次显示出来。
用于这一目的的税丝的主要来源地原来是河北和河南，但它们此时基本上成
①
为自治之地，不向京师上缴岁入。不但王朝的丝帛的主要供应被切断，而且
在8世纪后期政府又发现了几处重要的银的来源，于是银渐渐地开始代替丝
而成为大笔交易的支付手段。同时，铜钱的供应也有改善，于是城乡的货币
经济不断发展。政府不铸造银通货，也不管理银锭的使用。这些事都交给银
②
匠去做，他们开始发展原始形式的银行和信用制度。由此又可以看出，虽然
历代政府继续声称通货的管理是国家实力的一个基本部分，但实际上很大一
部分通货却在私商之手。后来货币政策的最重大的变化——纸钞的出现——
是由私人而不是政府促成的。
政府根据早已过时的理想的社会模式来控制经济的企图在各个方面都趋
于失败。作为集中控制农村人口的手段的国有土地分配制、对商业和商界的
严密监督和对通货的严格管制，都是传统理论的主要特征，但在晚唐被放弃，
以后的任何王朝都没有成功地再予以推行。由于解除了这些束缚，再加上农
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南方新领土的开发等因素的刺激，中国的经济开始迅速发
展，以致有些史学家认真地提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条件到晚宋时期
已经成熟了。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观点，晚唐确是持续到蒙古人入侵时为
① 见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载《大亚细亚》（新版），14。1 （1968 年），第63—93 页。
① 见全汉升：《中古自然经济》，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 （1948 年），第75—176 页；又见崔瑞
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11。2 （1965 年），第211—232 页；米切尔·卡蒂
埃：《唐代的铜钱和织物》，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19。3 （1976 年），第323—344 页。
② 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研究》（两卷，东京，19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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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经济大变化的开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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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和外部世界
作为重新统一的中华帝国的主人，隋唐两代都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汉代的
继承者。在6和7世纪，它们想收复汉朝领土的雄心为中国在越南北部的扩
张，为一再发动旨在恢复中国对以前汉朝在南满和朝鲜的领土控制的征战，
为占领位于通往中亚和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的诸绿洲王国的行动提供了动力。
在南方，隋朝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在隋文帝企图进一步向占婆深入扩张
的行动失败后，中国疆域的南限已确立在今之河静区。在此以北的那部分越
南地方自汉代起一直受中国的影响，此时已完全归中国管辖。除了土著民族
的分散的起义外，那里一直是唐帝国繁荣安定的一个部分。939年越南独立，
该地仍坚定地作为一个部分而加入中国文化区，以中国制度和法律进行统
治，它的统治精英集团深受中国文学的熏陶，并使用中国文字。
在朝鲜，中国遇到更有力的抵抗。不像北越自汉以来中国对它在一定程
度上继续进行统治，北朝鲜和南满被强大和组织完善的高丽国控制。高丽国
对隋几次企图收复原来汉朝领土的行动进行的抵抗是如此猛烈，致使隋王朝
因此垮了台。唐朝在高宗时终于成功地征服了高丽，并把大部分朝鲜合并为
中国的一个保护国达数年之久。但在不断的抵抗面前，中国人的地位证明是
不稳固的。他们的撤退使全朝鲜第一次统一为新罗国，而在满洲和邻近沿海
区的原来的高丽的领土成了另一个强国渤海的中心地区。新罗和渤海都是稳
定和组织完善的王国，严格地以唐朝为样板。两国的统治阶级都使用中国文
字，模仿中国的文体，信仰中国式的佛教和儒家思想。虽然这一地区与越南
不同，对唐保持政治的独立，但它也长期处在中国文化圈内。
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它处于汉朝所知道的世界的边缘，隋唐对它并无
领土野心。但中国影响已通过朝鲜传入；在7世纪，日本人开始有意识地按
照唐的模式组织他们的国家，全盘采用中国的文字和文学语言、中国的艺术
形式、宗教、哲学、法律和制度。在唐代，中国在日本的影响达到顶点。虽
然在以后的世纪中它受到本地兴起的形式的挑战，但到了唐末，中国的影响
已牢固和长期地把日本纳入其文化圈内。
文化同化的最后一个地区是西南，汉朝已经在这里实施一定程度的控
制。在唐代，当地强盛的南诏王国代替了在现今云南省境内的混乱的部落集
团。南诏对唐保持独立，并且长时期对它抱有强烈的敌对态度。这一地区直
到元朝才正式并入中国。但尽管互相敌对，本地区又相对落后，南诏也采用
中国语言并沿用许多唐朝制度。它也成了中国文化圈的边缘部分。
在隋唐，中国对东亚广大地区的密切的文化影响就这样确立了，并且直
至近代那里还受中国文明的支配。这个区域里的国家与中国早期的任何邻国
迥然不同。在此以前，中国周围的民族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组织制度和生
活方式。这些部落民族有时非常强大，并入侵中国和短期侵占中国大片土地。
但他们政治上不稳定，不能治理定居的农业人口；在文化方面，中国人有一
切理由把他们当作“夷狄”而加以蔑视。而在唐代涌现的那些新国家在中国
人的经验中却是十分新鲜的事物；它们的组织方式与中国相同，虽然规模要
小得多；它们的统治者具有同样的思想意识；它们用中文来处理公务，并采
用中国的法律和办事手续。虽然它们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实际上却完全不受
中国的管制；中国人在与它们打交道时，不得不以比以往更平等的态度对待
它们。这就是宋朝与北方邻国的对外关系的新形式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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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和西方，唐朝面临更常见的挑战。在这里，中国政策的基本目的
仍是两个方面：一、保护中国人定居区不受生活在固定的草原边境以外的周
边游牧民的袭扰；二、控制和保护经今之甘肃省和新疆通向中亚、伊朗和西
方的贸易路线。
在强大的北邻突厥人面前，隋朝是幸运的，因为自6世纪中期以来已经
控制自伊朗的萨珊帝国至满洲的突厥人已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帝国，紧邻中国
的东帝国经常被派系和部落对抗搞得四分五裂。可是他们仍是令人生畏的，
630年他们的垮台是唐政权最终得以巩固的重要一步。他们在7世纪80年代
的复兴又使中国人面临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只有沿北部边境构筑极其昂贵的
防御体系才能遏制他们。最后，他们又成了自己内部纷争的牺牲品，在744
年被原来的附庸回纥人所压倒。
回纥人证明远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邻邦，他们甚至在唐发生危机时愿意
提供雇佣军援助。一般地说他们对经商更感兴趣；在9世纪40年代，他们在
北方干草原的支配地位又被许多定居在甘肃和近代新疆绿洲上的黠戛斯人
（柯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