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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将军摸到的或许是一条缺少弹性的象腿。在这位海湾战争时的陆军副参谋长、战后几个月才上任的陆军参谋长看来，“沙漠风暴”中美国陆军的表现虽不是乏善可陈，但绝对谈不上突出。特别是与在38天狂轰滥炸中风头出尽的空军相比，四天时间风卷残云般的地面战，没能给他的军种带来期许已久的荣耀。对陆军的每个关节都了如指掌的他，比谁都更清楚这支古老军种在这场划时代战争中的症结所在。尽管他接手时的美国陆军正挟“沙漠风暴”的余威如日中天，更由于苏军的式微而水落石出，成为无人与之争锋的强大军种，但他仍极富远见地向世人表达出了预言家式的忧虑。他的最大担心就是在冷战之弦猛然松弛下来后，已经显示出老化迹象的军队结构和急于分享和平红利的政治家们会使他的陆军无法迈过21世纪的门槛，在新的一千年开始时仍确保它在各国陆军中的领先地位。使它重新获得活力的唯一办法，就是狠下猛药，对其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为此，他提出了建设一支全新的“21世纪陆军”的设想，力主“从散兵坑到工厂”的各个环节上重新设计美国陆军＇1＇。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弥漫在层层机构中官僚习气的影响，他组建了直属他领导的最初只有1100人的“路易斯安娜演习特遣部队”，用海湾战争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去塑造这支通常被人们称为“数字化部队”的特殊部队，并用它的成功“四两拔干斤”，把陆军带到信息化战争的边缘，一步跨到了其它军种的前面。从而也把这支军队带上了一条虽然大胆创新，但也前景难料的道路。整个过程中，他从未明确说出口的是，进行如此充满诱惑力的改革，其间还藏有一份军种私心，那就是从几十年里头一回缩小了的军费蛋糕上，为陆军切下比其它军种更大的份额。
＇1＇“21世纪的陆军”是沙利文的倾心之作。从上任之初到离任以后，他对此事始终保持着不减的热忱。尽管美军内部和其他国家军队的许多人，把“21世纪的陆军”等同于“数字化部队”，可沙利文并不这样看。他认为，与其把“21世纪的陆军”看成是一种“最终方案”，不如当做“一种心态和方向”，美国陆军应不断地进行“一体化”的改革。“21世纪部队的一体化包括：作战理论、组织体制、训练、指挥官培养、物资装备与士兵问题，以及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美国《军事评论》1995年5－6月号）根据目前美国陆军的普遍看法，“21世纪部队是陆军现有部队进行信息时代的野战实验、理论研究和装备采购计划，将使地面作战部队作好准备执行从现在到2010年的任务。”（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参谋长助理罗伯特·基利布尔上校，《武装力量》杂志1996年10月号）
沙利文的继任者赖默将军也深谙此道，他在前任勾画的蓝图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2＇。谁都知道，数字化部队的建立花费甚巨，而这正是沙利文和赖默的精明之处：多花钱正是为了多要钱。从《21世纪陆军》到《2010年后陆军》，再到《后天的陆军》，两步三个台阶，用颇为令人信服的发展目标做钓饵，把国会山的支持和更多的军费吸引到了陆军的建设上来。至于那些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的政客们，面对着将军们从一场胜仗中得出的未必就能导致新的胜利的结论与做法，大都害怕出乖露丑，无人敢对极可能是披着新装的皇帝说三道四。其实，不管对“数字化部队”的炒作如何沸沸扬扬，现在都还远不到对这一设想的正确性给出定论的时候。别的不说，光是按美国陆军的标准做法，一种新武器装备从军方提出要求、工业部门研制再到军方验收的采购周期长达十年，而计算机自身发展的“18个月定律”和网络技术的“60天定理”这两种无法协调的节奏，就让“数字化部队”很难在技术上定型和编制上成军，从而使它成为被不断变化的新技术之鞭抽打的陀螺，在疲于应付的旋转中，既无所适从又无所作为＇3＇。仅此一点，把一个军种的命运，系于某种技术的普及之上，这一颇具超前性的大胆设想，也就难以真正成为指导未来陆军发展的唯一路标。何况，谁又敢现在就断言，在未来战争中，这不是一条耗费靡巨却因其过于依赖单一技术反而变得脆弱异常的电子马其诺防线＇4＇？
＇2＇丹尼斯“J。赖默上将说，“《2010年陆军构想》也是连接《21世纪部队》和《后天的陆军》的理论的关键。《21世纪部队》是陆军正在实施的计划……《后天的陆军》是陆军正在酝酿中的远景规划……三者相互配合，确定了一整套连续而有序的变革，以确保陆军能沿着井然有序的方向发展。”（见《2010年陆军构想》报告，1997年）
＇3＇技术更新速度远远快于武器装备速度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矛盾：“先行者反而容易落后”（这一点从电讯业的发展和电脑的更叠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也许是按大工业模式建立起来的职业军队与信息技术间难以协调的矛盾之一。正因此，美国人才对各种军事高新技术甚至是民用新技术的扩散有种病态的敏感。
＇4＇这一点在美军内部，也有不少人提出疑问。艾伦·坎彭上校认为，“仓促采用一种人们不甚了解的、未经检验的新战法是有风险的”，“很可能会把一场有益的军事革命变成对国家安全的赌博”。（美《信号》杂志1995年7月号）
对空军来说，决人快语的杜根将军被解职，以及在整个“沙漠风暴”行动中参战的空军部队都被一位陆军上将所指挥，并没有妨碍它成为海湾战争的大赢家＇5＇。“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的建军方针首次经受了战争的考验，空军作为一支可以在任何战场单独遂行战略和战役打击任务的力量，其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煊赫＇6＇。这使得踌躇满志的麦克皮克将军和他的后任下决心走得更远一些。他们以为一次胜利就足以让自己在今后的三军排位中扮演主角，50年前从陆军身上抽出一根肋骨捏成的空军，此时已非吴下阿蒙，因为他们在海湾摸到了大象身上赫然长出的翅膀。即使空军参谋长弗格尔曼和陆军参谋长赖默一致认为，通过海湾战争，“两个军种对21世纪的军事作战行动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但“当双方试图将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教训具体化并加以利用时，陆军和空军的关系就变得紧张了”＇7＇。原因很简单，翅膀越长越硬的空军和老子天下第一的陆军，谁也不愿把作战指挥控制权拱手相让于对方。这种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貌似有理而超越其上便会发现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军种之争，使得每次研究联合作战行动的军种领导人会议，都变成了不解决问题的例行公事，也使得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鲜活经验，无法在军兵种间得到充分有效的共享。这一点，只须看看战争结束后空军和陆军陆续颁布的作战纲要和条令，便会一日了然。
＇5＇查尔斯·霍纳空军上将指挥的联合部队空中部队司令部，尽管也要听命于施瓦茨科普夫，但毕竟在海湾战争中出尽风头。
＇6＇“全球到达，全球力量”作为冷战后美国空军战略构想，在1990年6月以白皮书的形式发表。半年后，海湾战争验证了这一构想的基本原则。
＇7＇见美《陆军》杂志1996年12月号，《陆空联合作战》一文。
需要指出的是，空军在战后所做的当然不止是与其它军种争权夺利。作为对“沙漠风暴”的主体——空中打击战役的成功经验的回应，他们把所有的作战飞行联队，都按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模式改编成了混合联队；接下来又用减七加四的办法彻底改组了整个空军的指挥机构；眼下他们正在试行组建能够在48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战区、并在危机和冲突的全过程都能保持作战能力的空军远征部队。一向都对电子战乃至信息战表现出极大热忱的空军，还在沙利文建立数字化部队之前，已率先建立了空军信息战中心。这些举措的出台显然与海湾战争的收获直接相关。可惜的是如此有益的尝试并没能超逸出军种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