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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到处打电话请医生来诊治。杜月笙本人也暗暗祈求上天保佑，为了使上天的“反应”变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以慰藉自己绝望的心灵，他于7 月29 日打电报给在台湾的大弟子陆京士，让他火速赶到香港，如陆能按时来，那病也许就有救了。8 月2 日，陆京士终于出现在望眼欲穿的杜月笙面前，杜像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伸出那双干瘪的手，紧紧拉住陆的手不放。但陆京士的到来并未使杜月笙的身体好起来。一天，杜、陆、吴（开先）、杜维藩等人一块吃饭。一个佣人盛了碗饭，双手端给杜月笙，杜手籁籁地抖着去接，一不留神，“当啷”一声，碗掉到地上，跌成了两片。这本是寻常小事，杜月笙的脸却刷地变白了。周围的人见状，急忙排解，有的说，“再添一碗来！”有的说：“没关系，碎碎（岁岁）平安！”但杜月笙却再也无心吃饭，一头倒在床上，便再也没离开过这张病床。
几天后，杜月笙感到精神稍好了一点，便不得不开始安排后事了。他给各房妻妾及子女规定了遗产分配比例，并写下了三份遗嘱，上面除了有杜本人签名外，还有证人钱新之、吴开先、顾嘉棠、陆京士、徐采丞等人签字。另外，他还吩咐，他死后，一定要买口好棺材，入殓时要给他穿长袍马褂。杜最最关心的还是尸骨落葬地点。此时此刻，他似乎更感到漂落异乡的凄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的尸骨运回上海，落葬在故乡高桥他出生的地方，或埋到他生身父母的身边。生虽未伴父母，死亦要相依。只是，他最后的这点希望直到现在还未能实现。
8 月16 日，国民党所谓“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由台湾赶到香港杜公馆，代表蒋介石“慰问”杜月笙。此时的杜月笙已不省人事，洪兰友对着他耳边大呼小叫地说：“杜先生，总统对你的病十分关怀，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时，有个无意中摸到杜月笙脚的人，突然像触电般跳了起来：“哎，脚冰凉了！”“慰问”代表洪兰友，没有使杜月笙康复，却变成了他的勾命者了。此时是下午四时五十分。杜月笙死后，尸体停放在香港万国殡仪馆。他的亲朋好友、党羽众徒按照他生前想睡好棺材的愿望，给他寻觅了一口价值15000港币的楠木棺材。8 月19 日上午十时，杜月笙尸体正式入殓。之后便是出殡。出殡队伍的最前面是两个纸扎的高达一丈七尺的“开道神”，是用来给杜月笙在阴间道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随后是蒋介石的挽额：“义节聿昭”，再后是仪仗的汽车。棺材被送到香港东华医院义庄暂时停放。
1952 年11 月25 日，台湾成立了包括王宠惠、陈诚、何应钦、吴开先、郑介民、毛人凤等人在内的“杜月笙灵安厝委员会”，将杜月笙的棺材从东华医院义庄搬去台湾基隆，葬在台北县汐止镇大尖山麓之西。
青帮巨头杜月笙终于没能在香港安置好自己的难兄难弟，设坛立舵胎死腹中。
但其党徒并未死心，他们以李裁法为中心继续活动。
在南来的青帮人物中，除了杜月笙以外，就属李裁法的地位最高了，据说在青帮中，他与杜甚至是同一辈份。当杜率领一千人到达香港后，由于杜树大招风，一举一动都受到香港当局的密切注意，不好出头露面，再加上他年事已高，虽有雄心壮志，亦在心态上难免消沉。此时李裁法则正值壮年，手段上也八面玲珑，异常圆滑，且亦拥有一班基本人马，所以在杜仍然在世之时，李就大有独树一帜的野心。在杜撒手西归之后更是有恃无恐了。
他手头上的资本并不多，但却有办法在北角经营一处颇有规模的娱乐场所，还搞了香港战后第一次“选美”活动。此外，又把从鸦片中提炼出吗啡的技术带到了香港。明里经营娱乐业，暗地里却从事制毒贩毒的勾当。金钱来源充足，进行重建青帮的活动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1951 年初，李裁法准备在跑马地举行盛大的“开坛盛典”，并准备由台湾清来两位“大”字辈的“师叔”，作为开典时的贵客，并在中环当时最大的一家酒楼，订下了百桌酒席，以款待众多帮友及来客。
不料晴天霹雳，开坛前的几小时，突然接到警方通知：必须立即取消一切活动，否则警方将采取行动。这样，李裁法也感到无可奈何，所有与会者都感到很扫兴。当时有人建议与警方对着干，但经过仔细研究，李裁法仍然认为自己初来乍到，还是不要过分暴露目标为上策。这样，开堂闹剧也就胎死腹中。
事后，李裁法等人仍不死心，准备取消开设香堂活动，将组织转入秘密状态。他为此命令十名得力助手在港九两地分头活动，宣传青帮的要旨，广泛收取门徒，企图以此扩大组织。但由于警方已对他们的活动有所注意，这十路人马的发展工作就变得比较困难。另外，香港民众对青帮在大陆的活动不甚了解，对之不感兴趣，因此，“传道”工作的进展就十分缓慢，没有多大成效。
此后，李裁法和他的得力帮手先后被警方勒令离开香港。李裁法则因在台北杀人而潜回香港，被香港警方发现后，又重新交给台湾方面，结果被判处无期徒刑。1978 年冬，因为“行为良好”而获准假释，出狱后不久就去世。青帮在香港“设坛立舵”一事也就梦过无痕。
卖鱼祥立竿见影，丛中人群起效尤，“红旗五哥”莅港，首届洪门聚首，黑骨仁设堂立规，“和”字堂旗幡大张。
八十年前，香港的商业中心，除皇后大道中之外，就数上环和湾仔两地了。外资洋行及华商的进出口商行，均集中在大道中及文咸街一带，而上环三角码头及湾仔两处，则多属小型商户、摊档、市场、作坊，等等。当时的工业几乎等于零，甚至连手工业也少得可怜，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则多数以“咕哩”（即搬运工人）为业。此类人物，亦大多数集中于上环及湾仔两地。一大群流动摊档的江湖客，和一些所谓贩夫走卒相聚一起，为了找生活出路，很难避免摩擦，发生纠纷，加上当时香港当局的警察力量十分薄弱，对这些地区所发生的争执或殴斗（包括单独或群殴），除非弄出人命，否则多数不予理会。如此，当时的下层社会简直就谈不上秩序。混乱情形，不难想见。据一位属于“和安乐”的老前辈何六叔（已八十三岁）提供的资料，当时一个名叫卖鱼祥的东莞籍小贩，原系由广州来港谋生。在广州时便参加当时的黑社会组织“洪胜会”。来港后目睹这一群（包括他自己在内）戴月披星、肩挑背负的小民，日夕为了争地盘、抢主顾、霸档口、夺利益等利害关系而经常发生磨擦，小则口角吵闹，翻脸成仇；大则聚斗群殴，血流五步，这简直不是谋生，而是拼命了。于是发起组织“洪胜会”，团结市场摊贩力量，以备发生纠纷时作为后盾。
其他各行业人物，眼见卖鱼祥这一招立竿见影，果然生效，也觉悟到团结就是力量，于是纷起效尤，以行业或地区为单位，先后成立堂口，一时竟达十余个之多。
即使如此，问题仍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堂口没有成立之前，偶而发生纠纷，仅是个人与个人，或者少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事情而已。堂口成立之后，一旦有所争斗，便成为堂口与堂口之间的事情了。于是问题就更趋严重。在各个堂口成立之后，湾仔、上环及西环地区，就曾发生过近十次大械斗。虽不至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也弄出好几桩命案。这一来，自然引起香港当局的注意，除下令缉凶归案之外，还颁令警察部门（当时刚刚取消更练制度，成立警察部门，全体警务人员不足二百名），密切监视这些堂口的活动。
缉凶方面，由于当时出入境并无限制，凶手自然不难逃脱；至于密切监视堂口活动，倒也颇算成功。
原因是警察力量虽然薄弱，相对的市民也人数不多，地形街道也没有今天那样复杂。因而若干堂口黑社会人物，酝酿殴斗尚未成功，便给抓去当众笞藤（当时有这样的一条律例），若干堂口也被搜查以至封闭。故而这些组织，不能不转为秘密活动（初成立时是公开的）。
直至宣统元年，十多个堂口中的“勇义堂”（其后蜕变成“和勇义”），有一名混号“黑骨仁”的“殷事者”，发起活动，联合所有堂口，和平相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万一发生纠纷摩擦，也用“讲数”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