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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见马援时，刘秀对他说：“前些日子，朕杀了那么多的太守、国相，真是后悔杀的有些多了！”马援风趣地答道：“这些人犯罪当斩，死有余辜，何多之有！唯一的一点遗憾就是，死了的就死了，再也不能复生了！”刘秀被马援的幽默回答逗乐了，不禁哈哈大笑。
不过，说笑归说笑，烦恼问题还是一大堆。北方的卢芳、匈奴不时地南下骚扰，这已经够让他头疼了。然而，更令他感到忧虑的是，各个郡国的地主、豪强由于对“度田检籍”政策不满，已经与朝廷开始公开对抗。一时之间，河北、河南各个郡国，群盗并起，组织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反叛。有些是青、徐、幽、冀四州，对于“度田检籍”工作的反抗最为剧烈，叛乱也闹的最凶。当地的官员组织军队追讨之时，这些盗贼是一哄而散。军队返回驻地之后，这些人又重新聚集起来，继续叛乱。就这样，屡叛屡平，屡平屡叛，进展甚微。搞的各地疲惫不堪，一筹莫展。
“太阳低下没有新鲜事。”刘秀面对的这个问题，他的前辈们也遇到过。那么，刘秀的先辈是怎么做的呢？
在汉武帝末年，各地农民由于衣食无着，揭竿蜂起，聚集在一起，武装对抗官府。大一点的队伍，有几千人之众。小一点的，也有数百人之多。汉武帝刘彻的办法很简单：武力镇压。他派出多名使者，拿着节仗、虎符，到各地平叛。由于这些使者都穿着绸绣做的衣服，人们都管这些使者叫做也“绣衣使者”。他们手持节仗，又手持虎符，不仅有权调动军队，而且有权就地处置官吏。他们的权力极大，对各地官吏、军民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各地官员的升迁奖惩，甚至性命能否保住，都在其一念之间。
“绣衣使者”确实很厉害，他们到了地方上之后，用虎符调兵，围剿盗贼。这些老百姓组成的起义军怎么是官军的对手？很快，起义被镇压了下去，官军斩杀首级一万余级。汉武帝得报，非常得意。他为了彻底杜绝民众造反，颁布了一道叫做“沈命法”的法令。这道法令说：“从今以后，各地若是发生盗贼聚集叛乱，如果当地官员没有及时发觉，或者发觉了却没有将其全部剿灭的，从二千石以下到小官吏全部处死！”
事实证明，这个貌似高明的方法却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此后，即便各地再次出现了盗贼，乡里的小吏即便发现了，却因为畏惧 “沈命法”之诛，不敢上报。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不能全部捕获盗贼，就会连累到郡、县的官员。郡、县的官员也害怕受到牵连，就装聋作哑，闭口不言。从此之后，各级官员为避免被朝廷追究责任，上上下下相互遮蔽，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最终的结果是，实行了“沈命法”之后，盗贼不仅没有减少，反倒越来越多，成了千古笑柄。
对刘秀来说，汉武帝治盗的故事他当然知道。他绝不会步其后尘，而是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办法。这年十月，他派出使者到各地去，向各地宣布了朝廷的政策：
第一，听任盗贼相互检举、揭发、攻击其他同伙。如有五个人共杀一个同伙向朝廷投降的，则免除其罪；
第二，即便各级官吏畏怯、逗留的限制而导致盗贼逃逸的，一律不再追究其责任。允许其在围寇剿贼过程中的立功自效。其具体表现，视其成效再予以奖惩。
第三，各地的州牧、太守、县令、县长，因为境内有盗贼而不收捕的，或者因为畏惧怯懦放弃城池逃跑、擅离职守的，全部不予处罚，只看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衡量政绩、排列先后名次。
这三条政策，真是厉害至极。第一条是分化瓦解盗贼内部，使得其内部不战先乱，人人自危。第二条是免除致使盗贼泛滥成灾官吏的责任，允许他们戴罪立功，勉励他们积极作为，不要背思想包袱。第三条主要是调动各级官吏平叛的积极性。
这一政策几乎如同大赦，几乎免除了与盗贼有牵连的官员的一切罪责。再次重申只要能够消灭盗贼，以前的过错不但一概不予追究，而且各级能够凭借捕获盗贼数量的多少论功行赏。
在刘秀的政策鼓励之下，各级官吏消除了畏惧情绪，解除了思想负担，开始积极地工作。各地大肆搜捕盗贼，将其全部解散。对于前来投降的盗贼首领，朝廷将其迁移到其他郡异地居住，分拨给他们土地、给他们供应粮食，使他们安心生产。不过，朝廷为了防止生变，禁止其与故旧来往。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为乱河北、河南数年之久的盗贼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此后，老百姓在城外放牧的牛马，晚上都不用牵引回家。
各个城市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中原地区逐渐出现了一片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
这年冬，虎贲中郎将马援向朝廷上奏说：应该按照旧制铸造五铢钱。刘秀采纳了这个建议。五铢钱是汉武帝元狩五年（西元前一一八年）开始铸造的。从这一年开始，汉武帝决定“罢半两钱，行五铢钱”。钱形圆，有方孔，正面和背面都有外郭，外郭同文字一样高低，可保钱文不受磨损，钱重五铢（约合今天三点三三克），正面铸有篆字“五铢”二字。汉初允许私铸 ，“钱益多而轻”，币制混乱。元鼎四年（西元前一一三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下诏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令郡国销毁旧钱，由上林苑的钟官、辨铜令、技巧令（一说为均输）三官统一督造，故又称上林钱、三官钱。王莽篡位后，下令废黜五铢钱，造成币制动荡。五铢钱在民间通行了一百多年，老百姓非常喜欢用。主要原因是：官铸的五铢钱轻重适宜，量足成色好，利于流通和长久使用。
此次刘秀采纳了马援的建议，一方面使得天下的老百姓都感到使用的方便。一方面也使得一度混乱的货币制度逐渐规范。
这年的冬天，逃往匈奴栖身的卢芳，由于与匈奴方面发生了矛盾，南下入居高柳（今山西省定襄县）。卢芳与部将闵堪请求向朝廷投降。卢芳派出的使者是闵堪之兄闵林。刘秀一见卢芳遣使求和，立即应允。刘秀立卢芳为代王，闵堪为代国国相，闵林为代国太傅，赐缯二万匹，又派使者与匈奴通和。
卢芳给刘秀上表：“臣芳过托先帝遗体，弃在边陲。社稷遭王莽废绝，以是子孙之忧，所宜共诛，故遂西连羌戎，北怀匈奴。单于不忘旧德，权立救助。是时兵革并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贪觊，期于奉承宗庙，兴立社稷，是以久僭号位，十有余年，罪宜万死。陛下圣德高明，躬率觽贤，海内宾服，惠及殊俗。以胏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为代王，使备北藩。无以报塞重责，冀必欲和辑匈奴，不敢遗余力，负恩贷。谨奉天子玉玺，思望阙庭。”
对于卢芳入朝觐见的请求，刘秀告诉他明年正月再来洛阳朝见。刘秀为什么拒绝卢芳觐见呢？
因为刘秀此时身体很不好，眩晕症时常发作。刘秀非常熟悉历史掌故，在西汉时期，曾经发生过几个偶然事件：
汉宣帝黄龙元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单于归国。十二月，汉宣帝驾崩；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单于又来朝，五月，汉元帝驾崩。到了汉哀帝之时，单于表示愿意朝见，当时汉哀帝也是疾病缠身。有人上奏说：匈奴从北方来很烦人，惹恼了上天。也向汉哀帝说了这两件事情，因此，皇帝拒绝了匈奴单于来长安朝见的要求。此后，扬雄又上奏哀帝，请求准许其来朝，哀帝又答应了。元寿二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见。六月，汉哀帝驾崩。
由于从匈奴来的人身上似乎带有什么不祥之气，加上刘秀恰好又患病，因此，他拒绝了卢芳要求朝见的请求。
可是，卢芳好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执意要去洛阳。刚刚走到昌平，得到刘秀的诏书：“现在不要来洛阳了，明年正月再来。”卢芳觉得刘秀对自己还是不信任，因此起了疑心。卢芳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觉得还是北逃匈奴去安身比较安全。在半路上，他带着妻子、儿子逃走。不久，卢芳再次宣布与汉朝翻脸，带领军队攻击代国，与昔日的老部下闵堪、闵林交战。双方激战了数月之久，互有胜负。不久，匈奴派遣数百名骑兵迎接卢芳及妻子、儿女出塞北上。从此，卢芳集团彻底瓦解，不复存在。此后，卢芳一直在匈奴定居。十余年后，病故于塞外。
（八）交阯之变
建武十六年（西元四十年）二月，刘秀接到了来自南方的告急文书：交州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