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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机械失修以及日军撤退时的蓄意破坏,造成煤矿生产急剧下降,煤炭技术设备遭受很大损失。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再次挑起内战,不少矿区再度成为战场,许多煤矿几度易手,破坏严重。在国民政府管辖区,煤炭工业陷于极度衰落。
1946 年,全国煤炭产量下降至1800 余万吨,比抗日战争前1936 年的产量减少52%,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减少72%。
与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情况相反,解放区民主政府接管的煤矿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日本投降后,人民政府首批接管了峰峰、潞安、房山、六河沟、鹤岗、鸡西、蛟河、通化、赛马、阳泉等煤矿。1947—1948 年,人民政府又相继接管了东北区的抚顺、阜新、西安、本溪湖、烟台、营城子等煤矿及华北区的绝大部分煤矿。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绝大多数煤矿均由人民政府接收。
近代煤矿由人民政府接收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截至1949 年10 月,东北煤矿恢复矿井174 个,占全部矿井数的82%;华北煤矿恢复矿井212 个,占全部矿井数的50%;华东煤矿恢复矿井44 个,占全部矿井数的80。2%。1949 年,全国原煤产量为3243 万吨。
(四)近代记述中国煤炭工业技术的主要论著记载近代煤炭生产与技术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论著有:《煤说》、《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中国煤矿》、《中国矿业纪要》与《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等。
其中,《中国矿业纪要》由中央地质调查所印行,共7 卷。先后于1921年、1926 年、1929 年、1932 年、1935 年、1941 年、1945 年出版发行。它着重记述了全国煤炭储量、煤层状况、煤质种类、产销状况、各大矿沿革,对其他金属与非金属矿产也有所记述。书中的各种统计数字取自地质调查所的实地调查报告、中华矿学社主编的《矿业周报》以及同时期海关报告等。各卷编撰人分别是:第一次纪要为丁文江、翁文灏,第二次纪要为谢家荣,第三、四、五次纪要为侯德封,第六次纪要为金耀华,第七次纪要为白家驹。石油(一)石油工业发展概况十九世纪末,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在中国大肆倾销石油产品,竞相垄断中国石油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他们在沿海口岸、内地城市设立“油栈”、“经理处”和“代理店”,销售网点遍及中国城乡,“洋油”销售量不断增加,石油及其产品的输入量也迅速增长。如1923 年,煤油进口值已占全部进口货值的6。31%,仅次于鸦片和棉纱而居第三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煤油、汽油等石油产品的进口值一直占很大比例。中国的民族石油工业则发展迟缓,举步维艰。
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实业部下设矿政局,矿政局下设地质科,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行政部门。地质科长为章鸿钊。北洋政府成立后,实业部分成农业、工商两个部,地质科属工商部,科长由丁文江担任。1913 年1 月,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主要从事地质科研和地质调查。1913 年10 月工商部成立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后改为章鸿钊。地质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地质教育部门,它不仅培养了我国数十位著名的地质人才,而且为中国的地质调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如翁文灏、谢家荣等在石油地质研究和石油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陕北勘探石油失败后,中国的地质学家并没有气馁。地质学家李四光于1923 年在《现代评论》上著文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无石油可办。”地质家谢家荣1934 年在所著《石油》一书中亦说:“中国未曾钻探之处尚多,倘能依据地质原理,作更精密之探查,未必无获得佳油之希望,故一隅之失败,殊不能定全局之命运耳。”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剑桥等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时又提出,在中国华北平原“通过深钻和地震的方法,可以揭露出有重要价值的沉积物”。
1935 年,国民党成立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为翁文灏、副委员长为钱昌照,该委员会隶属经济部领导。鉴于抗日战争的急需,翁文灏急切想开发我国石油,于1932 年派地质调查所地质师王竹泉、潘钟祥到陕北进行地质调查。两位中国地质家更正了美孚石油公司地质人员对该地层的错误划分,并发现了永坪、延长的储油构造,在延长、永坪确定了20 个井位。于1934 年春成立了陕北油矿探勘处,孙越崎任处长。从德国、美国购进锅炉、钻铤、钻具等器材,在上海装配成了三套200 米汽动顿钻钻机,从上海用火车运抵太原。陕北山路崎岖,只能用人抬、驴驮,一路艰难跋涉,将钻机分别运到延长和永坪。在延长钻了4 口井,其中101 井在井深100 多米处钻遇旺油,初期日产1。5 吨,后减为150 公斤。其他井平均日产20—50 公斤不等。在永坪钻了3 口井,其中203 井日产油50 余公斤,从此发现了永坪油田。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自己定的井位,也是第一次自己打出了石油。在此同时建立了中国第一支钻井队,人数为100 人。
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延长石油厂,厂长为陈振夏。军工局派来第一科科长兼工程师汪鹏,他在资料缺少的情况下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发现了七里村油田,当时在七里村确定了5 个井位,后共钻生产井13 口,获旺油井6 口。其中,七1 井井深87 米,初期日产原油高达96 吨,被职工称为“起家井”。1943 年,延长石油厂创造了原油年产1200 多吨的新纪录,相当于1935 年前延长油矿14 年原油产量的总和。延长石油厂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团体的照明用油和八路军后方运输用油,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 年10 月成立四川油矿勘探处,处长王檠。并首次使用购自德国的旋转式钻机。但德国造鱼尾钻头不适用,后改用美国硬岩钻头,在潘钟祥确定的四川巴县石油沟一号井(简称巴1 井)开钻,于1939 年11 月获得天然气流。后来开始钻巴2 井,用巴1 井的天然气作为内燃机动力燃料,第一次试验即获得成功。此井钻至1002 米深时,因钻机调往玉门而停钻。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运被封锁,“洋油”断绝了来源。国民党政府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开发了玉门油矿。这是旧中国最大的油矿,它不仅规模大、产量高,而且也是工艺技术比较先进的一个油矿,被称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玉门油矿于1938 年开始勘探,1939 年8 月钻遇第一个油层(被称为K层)。接着又钻了几口深井,钻遇第二个油层(L 层),这是老君庙油田的主力油层,压力较大,三口井都发生了井喷,后来得到控制,开采成功。自1939 年到1949 年,共钻井48 口,钻井进尺26。174 米,累计生产原油524。353吨。1949 年,玉门油矿天然原油产量达69159 吨,占同年全国总产量的95%以上。
1936 年,新疆省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联合开采独山子油矿,后协定期限为25 年。双方各设一套班子,中方厂名为独山子炼油厂,苏方厂名为独山子石油康宾纳(即联合企业)。苏联派钻井技术人员运来旋转式钻机,从1936 年到1942 年共钻井33 口,这些井初产原油较旺,日产原油40—80 吨,最高日产曾达110 吨。1942 年原油年产量达6900 多吨。1942 年盛世才投靠国民党,推行反苏反共政策之后,苏方于次年撤走钻机和人员,封闭油井,致使生产陷于停顿。1944 年甘肃油矿局接办独山子油矿,修复部分油井,但不到一年又停产。当时还从玉门老君庙油矿调来美制艾迪尔—30 型钻机一部,但未钻新井。此后一直到1949 年新疆解放,独山子油矿大多处于土法开采的状态。
中国近代石油加工能力也是很薄弱的。1949 年前,仅有玉门、大连、锦西、高雄等4 座炼油厂。而抗战期间,除玉门炼油厂外,其他三座都在日本占领区内。1938 年至1945 年,国民政府为解决石油产品匮乏,曾先后在四川、云南的产糖地区,以糖为原料设立酒精厂62 个,生产酒精以代替汽油。后因糖料不足,又以桐油、菜籽为原料,裂解制取燃料油。如新建的重庆动力油料厂,在1939 年到1944 年期间共生产汽油20。09 万加仑,柴油75。 8万加仑,机油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