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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一系列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都使用了这一提法。毛泽东就曾多次用过这一提法或类似的提法。但在如何表述或评价“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上，意见还不尽一致。
有的论者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作为争取革命和平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口号。“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幻想。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存在着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由于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局面昙花一现，但这个口号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有的论者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里的一个策略口号，目的是为武装夺取政权服务。中共在提出这一口号时，一天也没有放松对战争的准备。这个口号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有助于争取胜利发展的革命口号。
有的论者则认为，“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对国内形势发展的一种估计，并且是中共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中共中央对政协会议结果的概述。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是民主革命时期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因不满国民党一党独裁，又不赞成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而提出的政治路线，其核心是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条政治路线，开始提出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到解放战争时期，形成较为完备的形态，并得到大力宣扬。学术界对“中间路线”的研究，是近年开展起来的，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1。关于中间路线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一种意见不同意把中间路线说成是民主党派的政治路线。认为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只有同共产党合作、逐步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不断进步的政治路线，根本没有什么中间路线问题。在民主党派中，确实有一些人鼓吹中间路线，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但只是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人，没有形成主导地位。另一种意义则认为，中间路线，就是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政治路线。持此意见者指出：“说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主张‘中间路线’，不符合实际；但仅仅把它归结为少数右翼分子的主张，也不尽妥当。”在民主革命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少民主党派确实向往、追求过中间路线。有人举民盟的一系列文件论证了这一点。认为民盟在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政治纲领、宣言、政纲，勾画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完整方案，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盟及以民盟为代表的相当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走中间道路的心愿。
2。关于中间路线的评价。
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对中间路线的评价应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考察。当反动力量占优势时，中间路线实际上是对反动势力保持“中间”，起到了牵制反动势力的进步作用；而当革命力量占优势时，中间路线实际上是对革命势力保持“中间”，客观上起到了牵制革命力量的作用。持此意见者进一步分析，即使中间路线在主导方面起积极作用时，也应看到，这条政治路线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总体方案，仍然是不合时宜的，其宣传也不利于尚未觉醒的群众走上革命道路；而在中间路线起消极作用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地把鼓吹中间路线的人们一律视为国民党的帮闲。另一种意见虽然也分析了中间路线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但主要强调其积极作用。认为中间路线的部分主张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要求。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完成前，中间路线否定国民党政权的一面是主要的。不能苛求民主人士在国共两党胜负未卜的形势下，就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盟等民主党派一度追求中间路线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种意见则认定中间路线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是“开倒车”的现象。持此观点者历数了中间路线的种种错误表现，如散布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分裂人民民主阵线，与中共争夺对中间阶层的领导权等，认为中间路线这种种表现在客观上起到了中国革命的绊脚石的作用。
关于“官僚资本”问题“官僚资本主义”，简称“官僚资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敌人之一。对“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和对它应采取的政策，在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论断和规定。毛泽东为它下的定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近年一些论者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提出“官僚资本”这一概念是否确切的问题。认为这个概念较为含糊、不易掌握。因为官僚办企业都和国家政权有不同程度的结合，但官僚办的企业哪些属于官僚资本，哪些不是，难于区别。而政府办的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并不是某个官僚所私有。具体意见有以下几种：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作为通俗名称，原义并不明确，但已为群众所接受，并载于党的文献，因而主张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一政治概念，不是经济概念，使用这种术语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不无道理的，但用以研究经济问题就将导致概念上的含混。主张在经济研究上，使用“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这种概念。还有人明确表示不赞成使用“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理由是，虽然这个通俗名称已为群众所接受，并已被用于某些政治文献，然而，既已觉察到它的缺点，且已认识到它的实质就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正确使用科学的经济概念。
讨论中总的趋势是，除少数学者坚持“官僚资本”传统观点外，一般都主张以“国家资本”代替“官僚资本”这一概念。认为这样可使概念更为准确，不易把官僚私人投资与之混淆。
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1919 至1949 年这一段历史，通常称作中国现代史。在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系中，它是中国近代史的下段。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纲要续编·题记》中说：“这个时期历史也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时期的革命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个时期的革命因有了共产党领导，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与前一时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别。”这个意见是史学界不少人所同意的。只是在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中，这段历史现在仍然称中国现代史，而与1840 至1919 年这段中国近代史相区别。
中国现代史（按习惯称法，下同）是一门新建立的历史学科，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史学中没有这一门学科，高等学校历史系也没有这一门课程。1949 年以后，这门学科才得以建立，因此，在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不够的，并存在着若干空白，在学科体系上是不完备的，在史料的来源上是有空缺的（许多档案没有公布，公之于世的大量资料还未被利用）。这样，本卷的撰写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局限是很大的。
整个《中国通史》各卷的体例，按总主编白寿彝先生的指导思想，分为叙说（包括史料介绍、研究概况、编写要旨）、综述、典志和人物传记四个部分。这在中国现代史的撰写上是一种新的体例。这个体例的优点是在一定规模和字数的限定下，增加了历史知识的容量，也突显了典章制度的分量和历史人物的地位；同时也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在中国现代史这门学科发展史上，是先有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后有现代史的。因此，不论在研究者的视野上、思路上，还是在科学体系上，后者都受前者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对此作了很大努力，大大扩展了现代史的内容，建立了中国现代史体系。本书所写的内容是按着中国现代史的要求确定的。
政治方面写什么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一般中国现代史书上写的主要是政治斗争、各派政治势力的状况、政治趋势的演变、政权的更替等，而本书的综述也不可避免地着重写这些。那末典志上的政治写什么呢？过去史书典志部分大都有礼志、官制之类的专目。参照旧例，我们决定写政治制度，这样也可显出本书的某些特点。
传记中的许多人物写起来并不难，但要写好、写出特点来很难。
适当地改变某些旧说，对中国近代后期历史作较为准确的论述，这是本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