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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属下的地方行政区划，起初为三级制，即：盟；旗、县、市；村。后又增设区一级，改为四级制。各级地方行政区域的权力机关为各级代表大会，各级地方政府均为民选，而由自治政府加委。其中区村政府由县政府加委。
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古蒙古族各阶层联合本区域内其他各民族实行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但它同时与其他地区的民主政权的建设有着广泛的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它是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之下的；它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第8 条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只有在不抵触全国民主联合政府法令范围内，才得制定公布单行法规。但同时又允许保持政策上的一定特殊性。在政策上，内蒙古自治政府没有像解放区非民族自治地区的民主政权那样，排除封建阶级如地主、牧主以及以前的王公等人的政治权利，而是仍把他们视为人民的一部分，他们的“人权、财权，均受到自治政府的保障”。在解决土地关系时，不是实行普遍的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减租增资与互助运动”。①① 参见《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 卷，第471 页。
第十一章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第一节沦陷区伪政权的出现1937 年7 月7 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凭借其军事优势，相继占领了华北的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包头和华中的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日本为巩固其占领和实施殖民统治，相继在占领地区扶植汉奸政权，分别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夺取华北是日本自1935 年策动华北“自治”以来的既定方针。日军在占领北平后的8 月14 日，关东军司令部便制定了《对时局处理大纲》，提出了以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地点设在北平，配备有能力的日本顾问，对有关政治、经济、内政等的问题进行“幕后指导”。
随着日军侵占地区的扩大，其在华北建立政权的目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0 月28 日，华北日军特务部进而提出在华北建立政权，作为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使之在日本军势力范围内的全部地区普及其政令。这一主张为日本陆军中央部所接受，因而成为建立在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的指导方针。其设想是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分别建立独立政权，再组成联省政府，以后再号召与策动华中、华南等地的傀儡政府与联省政府合流，逐渐成为取代现有中国中央政府的“新中央政府”。据此，华北日军特务部便开始了在北平筹组伪政权的活动。
12 月13 日，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14 日，华北日军特务部便扶植老牌亲日分子、曾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以及曾任北京政府要职的董康、高凌霨、朱深、江朝宗等人，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华北日军特务部制定的，实行总统制。但是，由于尚未物色到担任总统的适当人选，故将“总统”席位空缺，分别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各项权力；以“中华民国”为年号，因带有临时性质，故称“临时政府”。但“国旗”和“国歌”仍为北京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和卿云歌。
“临时政府”以齐燮元、董康、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为常务委员；汤尔和、董康、王克敏分任议政、司法、行政各委员会委员长。行政委员会为处理政务的机关，下设行政、治安、文教、法制及灾区救济各部，以王克敏、齐燮元、朱深、王揖唐分任各部部长。1938 年3 月10 日，成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4 月1 日，行政委员会各部部长改称总长，组织机构有所增加和调整，计有内政、财政、治安、教育、实业、法制各部及外事局、建设总署等。
1937 年12 月24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案，对华北日军成立“临时政府”的方针予以肯定。《纲要》规定：对于“临时政府”要逐步扩大和加强，使它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其所辖区域，“由军事行动进展的程度而定，但大致定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察哈尔省的一部分，取消冀东自治政府，使之与新政权合并”。据此，此前成立的平津地方维持会宣布结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亦于1938 年2 月1 日取消，所辖冀东20 余县地区划归河北省政府。在此前后，华北日本方面军在占领的陇海铁路线以北区域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北平、天津等省市，及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相继成立了隶属“临时政府”的各伪省市政府。
上述《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规定：在政治上日本将通过派遣顾问，对伪临时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进行指导；在经济上，将由日本对华北经济进行开发和统制。为此，1938 年4 月17 日，即由华北日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王克敏签订了关于政府顾问的《约定》，顾问便成了凌驾于“临时政府”之上的“钦派总管”；此前的3 月26 日，双方已签订了成立中日经济协议会的《觉书》，由日本最高经济顾问掌握经济的最高权力。6 月27 日，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由该公司对华北的交通、通信、矿业、盐业、电力等重要产业进行开发、统制和经营。
继“临时政府”之后，1938 年3 月28 日，日本华中派遣军也在南京扶植老牌亲日分子梁鸿志以及陈群、温宗尧等人，成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维新政府”。梁鸿志曾任北京政府安福国会参议会议员兼秘书长；陈群曾任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温宗尧曾任广州军政府总裁。“维新政府”辖区为华中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上海、南京两特别市地区，将来还要包括华中的其他地区及华南地区。根据日本政府决定的《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的规定，华中新政权是一个地方政权；原则上以“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尽快使其合并统一。
“维新政府”虽为地方政府，却设有类似中央政府的行政、立法及司法三院，但因司法院长找不到人选，仅设行政及立法两院；以温宗尧为司法院院长，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另设议政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议政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 人，由梁鸿志、温宗尧及内政部长陈群组成；行政院下设交通、外交、绥靖、教育、内政、财政、实业及司法行政各部。“维新政府”的所有政务与“临时政府”一样，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至同年8 月，相继在苏州、杭州及蚌埠成立了江苏、浙江、安徽各伪省政府。1938 年10月16 日和翌年3 月3 日，相继将原伪上海和南京两市政公署改称上海和南京两特别市政府。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因此成为日本经济掠夺的重点地区。为此，1938 年10 月30 日，日本在上海设立了“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下设交通运输、通讯、电气、瓦斯、水道、矿产、水产及其他公共事业或产业等共计14 个子公司，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操之于该公司之手。1939 年5 月，更以“维新政府”的名义，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纸币“华兴券”。
1938 年7 月15 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其办法是首先使“临时和维新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蒙疆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以后上述各个政权，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他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
所谓“蒙疆联合委员会”，是日本关东军于1937 年11 月22 日，将先后在察哈尔省的张家口、晋北的大同及绥远省的归绥占领区成立的察南、晋北和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府合并成立的一个傀儡组织，由日本特务机关长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并代总务委员会委员长；卓特巴扎布等为总务委员。1938 年8 月1 日，由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委员长。9 月9 日，日本五相会议根据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达成的协议，决定了《联合委员会树立纲要》。但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