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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业了。但这一时期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发展，无系统的统计资料。
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到1936 年已增资到250 万元，有轮船19只，约3。25 万吨。虞之子创办的宁兴轮船公司，到1936 年也增资到100 万元，有轮船3 只，约6400 吨。虞洽卿收买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到1936 年增资到200 万元，有轮船8 只，约8400 万吨。虞氏的三家轮船公司形成一个仅次于招商局的资本集团，连同小船、拖船共65 只，9 万余吨。
这时期航运业发展最快的是卢作孚于1926 年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创办时资本5 万元，仅70 吨小轮一只，航行嘉陵江合川至重庆线。到1929 年资本增至25 万元，有轮船3 只，经营重庆至合川、涪陵、泸州短线。1930年起，开始了卢作孚所称“统一川江”活动，至1935 年共收买华商轮船28只，并在同外轮竞争中，共收买外国轮船11 只，并迫使怡和、太古退出川江，基本上垄断了川江航运。1935 年，民生共有轮船40 只，总吨位16884吨，职工2836 人，资本增至120 万元。1937 年，民生有轮船46 只，1。8万余吨，资本350 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运输任务。
银行业1920 年金融业资本总额14。5 亿元，其中外国金融业资本1。9 亿元，官僚资本2。3 亿元，民族资本10。3 亿元。到1936 年关内金融资本总额95。7亿元，其中外国金融资本18。3 亿元，官僚资本56。4 亿元，民族资本21 亿元。1920—1936 年，16 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8％，比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平均年增长率要高，成为资本增长最快的部门，资本总额比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大出许多，故有中国金融资本“畸形发展”之说。原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资本的膨胀是个时代性的特征，即列宁所说的资本集中与垄断的产物。在中国又主要是1928 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建立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1920—1936 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的平均年增长率，外国资本为15。23％，官僚资本为22。05％，民族资本为4。57％。这个阶段（主要是1920—1930 年间），外国金融资本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而官僚金融资本高达22。05％的年平均增长率不是靠资本积累，而是凭借政治力量的“银行风暴”的结果，这场风暴确立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1936 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所占的比重，外国资本占19。17％，官僚资本占58。89％，民族资本占21。94％。1936 年民族金融资本所占比重陡降，主要是“银行风暴”的结果。
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的发展，在趋势上基本是一致的。1920年以后银行开设剧增，但停闭的也多，常达开设数的70％左右。1928 年以后才比较稳定。1936 年实存华资银行161 家，实收资本39881 万元。这时期华资银行业最大的特点是：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官私比重发生根本变化。1920年以前，官方银行的实收资本远大于私营银行。1920 年基本持平，官办、官商合办银行实收资本4283 万元，约占49％，私营银行实收资本4526 万元，约占51％。其后就是私营银行实收资本大于官办银行了。但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推行金融垄断政策。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并以政治压力取得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各20％的股权，同时设立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有40％的股份，1935 年3 月，政府又攫取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两行投资设立的新华信托银行也随之变为政府银行。同年4 月，扩大四省农民银行为中国农民银行。同年10 月，又由中央银行设立中央信托局。“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遂告完成。1936 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又改组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官股占85％到90％。同年11 月，宋子文又改组广东银行，使管理权全部落入官僚资本体系。这样，“四行二局”，中国国货、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称“四小行”），连同新华信托、广东银行共12 家，总资产约47 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64％，加上省市银行约20 家，政府系统的银行共有资产约54 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74％。而私营银行约120 家，仅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6％。另外，这时期私营银行的资本来源也发生重大变化，即工商界人士投资占明显的优势。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张嘉璈、陈光甫、李铭、徐新六等，都是在国外学习经济的，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更加资本主义化了。
商业1920—1936 年期间，中国国内市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如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银行信贷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提高了进口关税、废除厘金和废两改元，以及1935 年的币制改革等，都有利于国内商业的发展。但是，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动荡，又使这时期的国内市场处于险恶的环境之中。这期间，军阀内战连年不息，祸及十几个省；水旱灾害频仍，农村破产，苛捐杂税繁重（1928—1936 年中央的税由7000 万元增至7。8 亿元，地方的摊派征发更难确计）。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国内市场交易量丧失15％—20％。1929—1933 年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危机，于1931 年波及中国，造成国内长达5 年之久的经济危机。整个国内市场在大幅度动荡中艰难曲折地向前发展。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粗估，1920 年市场商品值约为92 亿余元（当年价格），1936 年为168 亿元（当年价格），商品值增长了82。1％ ，平均年增长率为3。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4％，年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率实在不大。这时期国内市场的商品结构有所变化。首先是进口洋货所占比重稍有下降，由12。9％降为9。3％，但主要是洋货价格下降，若剔除价格因素，仍占12。1％。其中关内洋货进口略减，而东北日货进口大增。其次是近代化工厂产品和矿冶产品的比重，由12。6％增为19。8％。但这是包括外资在华工矿业的产品。反之，手工制造业产品的比重由32。2％降为26。1％，这反映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了发展。但是在市场商品总值中农业产品的比重并未减少，而是由42。3％增为44。8％，剔除价格因素，仍比1920年略有增加。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包括东北）上，农产品与工矿产品的比率反而倒退了，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
商业统计从无全国性调查，据推算1933 年全国有商店164 万户，从业人员859。4 万人。此数包括饮食、服务业。另据推算，全国有行商311。7 万人。对于这个估计，我们还无法置评①。但这时期商业户数和从业人员都有增长是可以肯定的。这时期商店的营业并非一帆风顺，受三十年代危机影响尤大。总的看来，1920 年到1930 年前后，是处于发展时期，虽有波动，但一般货源充裕，价格平稳上升，多数有利可图。1931 年以后，市场进入危机时期。在市场危机中，各行业所受影响不尽相同，大体是农产品尤其出口商所受危害较大。这次危机在1935 年后半期逐渐好转，到1937 年上半年，有些地区或行业的户数、资金、营业额等已恢复到三十年代初水平。据估算，1920 年商业资本总量为23 亿元，1936 年为42 亿元，剔除物价变动等因素，1936 年的商业资本应为35。5 亿元。
这时期棉布商业并不景气，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对棉布商业的冲击尤大。
1932—1935 年上海棉布商大约有300 家闭歇。在激烈的竞争中，棉布商业也出现一些大户和集团活动。在上海，棉布商形成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三足鼎立剧烈竞争之势。五金商业的货源主要依赖进口，因货源增长有限，发展不大。这时期，各地百货商业都有一定的发展。1936 年上海的小百货店约有700 余家，资本总额300 万元，营业额2000 万元，批发店约有100 家，营业额3000 万元。百货公司除原有先施、永安两家外，又增添新新、大新、丽华3 家。新新资本352 万元，建有七层大楼。大新资本600 万港币，在上海建有十层大楼，有电动楼梯及冷气设备，1936 年1 月开业，轰动一时。新新、大新与先施、永安都在上海南京东路上，称为“四大公司”，连同丽华，资本总额约1350 万元，1936 年营业额2647 万元，超过全市700 家百货零售① 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