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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航业公司，资本巨大，均属华侨投资，情况不详。我国的公路运输业在本时期尚处于初创阶段。1917 年创办的张库汽车运输公司，是我国第一个公路运输公司，经营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运输业务。但公路运输业后来没有什么发展，到1922 年仅有公路1185 公里，主要行驶军公用车。
银行业私营银行在这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全国有银行15 家，私营者屈指可数。但从1912 至1920 年，全国共开设银行133 家，大都属私营。其间停歇者也多，至1920 年实存97 家。全国银行的资本额，也由1912 年的2712 万元增至1920 年的8782 万元，增加2。2 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5。8％，较民族工业的增长要快得多。这里所说的私营银行，主要的有“北四行”、“南三行”等银行集团。
“北四行”指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个银行。除中南总行设在上海外，其他三行的总行均设在天津，故称“北四行”。由吴鼎昌任总经理的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 年，资本额500 万元。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 年，资本额200 万元，由周作民任总经理。大陆银行成立于1919 年，资本额100 万元，钱新之任董事长。中南银行是南洋华侨黄奕柱创办的，资本额500 万元，1921年开业，由胡笔江任总经理。1923 年四行组织联合准备库发行中南钞票。“南三行”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银行（后分出了官股，商股改称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三行的总行后都设在上海，故称“南三行”。南三行并无联合组织，但业务往来密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5年，创办人陈光甫，自任总经理。他的经营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陈光甫善于经营，发展迅速，成为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
除“北四行”、“南三行”外，上海还有被称为“宁波帮”的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天津还有被称为“安徽帮”的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内有官股）。四川的聚兴诚银行也创立于这一时期。随着银行的发展，银行业的同业组织也在各地相继出现。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虽有很大发展，但它在金融市场上的力量还远不能和外商银行相抗衡。
商业民族资本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高速发展，给民族资本商业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兴盛。这一时期，市场上国内生产的商品（土货）和进口商品（洋货）的交易量都是持续增长的。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1920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是69。36 亿元，这是下限，上限是92。46 亿元，即1920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约为70—90 亿元①。其中民族商业资本估值，1913 年为16。62 亿元，1920 年为23 亿元②。
棉布商业：这一时期，各地棉布商户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以贸易中心城市上海为例，1913 年棉布商估计有二三百家，1919 年棉布商业会员户数发展为514 家，1920 年倒闭不少，1921 年实存451 家。其中棉布批发商数已超过零售店数。上海的棉布零售店在一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1920 年有142 家。上海最大的棉布零售店协大祥成立于1912 年，资本1。2万两，在一战期间营业蒸蒸日上，连年盈余，到1922 年的十年半时间，共获纯利16。58 万余两，为原始资本的13。8 倍③。1920 年前后，汉口有棉布批①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第996—998 页。
②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第1037、1043、1065、1074 页。
③ 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市棉布商业》，1979 年版，第56、135 页。发商30 余户，零售店188 户。西安1918 年有棉布商160 户。广州1914 年估计有棉布批零商192 户。④五金商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钢铁五金紧缺，价格猛涨，五金商业普遍繁荣。上海的五金字号一般盈余都以10 万计，多的达几十万。1918 年与1914 年比较，上海整个五金行业年营业额，由1062 万两增至5076 万两，资金由不到300 万两增至3349 万两。1918 年一战结束后，进口迅速回升。到1920 年，市场趋于饱和，有少数闭歇者，多数仍因战时盈利而持续发展起来。百货商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综合型百货公司在国内的出现和发展，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商业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甲午战争后，进口洋百货大幅度增长。洋针、毛线、毛巾、手帕、钟表、肥皂、香水脂粉七类商品的进口值，由1894 年的144 万关两增至1919 年的1197 万关两，增长7。3倍。一战期间进口洋百货曾一度减少，而国内搪瓷品、铝制品、橡胶制品、民用电器、罐头食品等轻工业于此时创建，扩大了百货商业的货源，有利于百货商业的发展。这时期，百货商业史上一件大事是先施、永安等新型百货公司的创建。马应彪集资2。5 万港元，于1900 年在香港创设先施公司。1914年和1917 年又先后在广州、上海开设先施公司。上海先施公司是5 层楼的大商场，经营商品1 万多种，还附设酒楼、娱乐场等。1919 年起港、穗、沪三地先施公司实行合并，由香港总公司统一调度，资本共700 万港元。郭乐、郭泉兄弟于1907 年在香港开设永安公司。1913 年开始筹建上海永安公司，资本200 万港元，1918 年开业。每天营业额达1 万余元，开业翌年营业额为455 万元，超过了先施公司。先施、永安以及以后续开的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集中在上海南京路上，蔚为大观。
商业行业多达一二百个，难能一一介绍。
总观1912—1920 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推算估计，1894 年资本总额为11。3 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为2。1 亿多元，本国资本为9。2 亿多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4757 万元，占5％，民族资本为87592 万元，占95％。1911—1914 年①，资本总额为48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18 亿多元，本国资本近30 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5。2 亿多元，占17。5％，民族资本为24。7 亿多元，占82。5％。1920 年资本总额近72 亿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近24 亿元，本国资本48 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9 亿，占18。8％，民族资本为39 亿元，占81。2％。在1920 年39 亿元民族资本中，民族产业资本为5。8 亿元，民族商业资本23 亿元，民族金融资本10。2 亿元。
从上述可见，1894—1920 年，我国资本总额增长了6。33 倍，其中外国在华资本增长了11。18 倍，而本国资本仅增长了5。2 倍，也就是说外国在华④ 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第1003—1004 页。
① 官僚资本为1911 年，民族资本为1913 年，外国资本为1914 年。
资本的增长速度比本国资本增长速度快。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增长了18。96 倍，而民族资本仅增长了4。46 倍，也就是说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比民族资本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从外资与华资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 年是19％比81％，1914 是38％比6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稍有变化，到1920 年是33％比67％。再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 年是4％与77％；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民族资本呈下降趋势，1911—1913 年是11％与51％；一战期间因外资减少，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均稍有增长，1920 年是13％与5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各个时期的资本总额中，本国资本数大大高于外国在华资本数，那是因为本国资本中产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而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的结果，这是产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表现。
从产业即工业加交通运输业来考察，在1894—1920 年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增长了24。6 倍，而中国产业资本只增长了18。5 倍。显然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比中国产业资本的增长要快得多。在甲午战争前，本国产业资本已超过外国在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2155 万元，其中外资是5406 万元，占44。5％，华资是6749 万元，占55。5％。这主要是洋务派官僚努力发展新式工业的结果。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是4757万元，占39％；民族产业资本1992 万元，仅占16％。甲午战争后，外资涌进，情况大变。1911—1914 年，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78673 万元，其中外资是10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