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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租最高额之规定，应予删除”等等②。所以，在1936 年喧闹一场的“土地法修改原则”的争议中，竟连孙中山曾再三强调的地价税应采取累进税率的原则，国民党中央都通不过。
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党对土地政策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但国民党战时土地政策和战区的二五减租刚刚开了个好兆头，蒋介石集团又唯恐共产党“坐大”，不断制造反共磨擦，致使国统区二五减租一再中辍、搁浅。1941 年12 月，国民党中央颁布《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十条，虽然重申了“平均地权，为总理民生主义实行之要道”，并视之为“适应抗战需要”的“当务之急”，但它不是以培植国计民生为重，而是以增加政府收入为重。结果是“减租无由”，“增税有着”，扶植自耕农等措施收效甚微，田赋征实、征购虽对充实军粮调剂民食起了作用，但近似杀鸡取卵。国统区土地关系更加恶化，农业生产明显衰退。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始终不渝地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其原则是：第一，实行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实行交租交息，保留地主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权，以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第三，对待富农，既照减其封建性剥削的租和息，又保护其资本主义性质的雇工生产，以鼓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抗日。减租减息收到很好的效果，成为共产党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阶段。
八年抗战胜利后，各党派本来可以遵循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再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即使蒋介石集团挑起全面内战之后，中共中央在1946 年7月还一再考虑“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①。直到1947 年2月，中共中央还向各地通报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行“以公债征购地主土地”、“得到中外记者赞许”的经验。②与此相反，蒋介石集团仍是“以不变应万变”，不论“二五减租”也好，土地法修正公布也好，所谓《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也好，《农地改革法草案》争论也好，一概以“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来对付。“甚至比较缓和得许多的限田办法，在政务会议中还有人反对，认为不宜如此得罪地主，① 《蒋委员长对于解决土地问题意见》，《地政月刊》第1 卷第11 期，1933 年11 月。②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台北1980 年版，第117、81 页。① 《中共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 年7 月19 日。载《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 册，第512 页。
② 参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 册，第524 页。
失掉地主对于政府的拥护”③。国民党中央常委张道藩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积极倡导国父‘耕者有其田’和我们的‘二五减租’的制度。我们。。根本没有付诸实施，这真是可耻之极”①。
后来，国民党当局跼促台湾一隅，正是“铭记大陆的惨痛，锐意改进土地制度”②，使台湾在五十年代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其他政治派别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采取“‘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③。其他政治派别、社会名流也纷纷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和方案。
1。第三党的土地改革方案。
第三党，是指1928 年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1930 年8 月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它的领导人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该党从成立时起，就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非常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在第三党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中，规定了“在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④。要点是：立行宣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者不能有耕地；由国民会议规定土地法，确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与最低额，以及国家收买土地定价法；发行50 年长期土地公债，收买超过私人最高额的土地；公共团体的土地归为国有；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其他反革命团体的全部财产，没收为国有；收为国有的土地分配给耕作的农民，但只限于使用权与收益权，而不准私行买卖土地。
这些规定表明了第三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真诚意愿。但他们不赞同共产党采取无条件地没收土地的方法，而是主张“平民革命”，取得政权，由平民国家通过立法手段，以“收买”办法来解决。结果，邓演达在1931 年11 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遭受极大打击。1933 年11 月，第三党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其政纲之一“立行耕者有其田，实现计口授田”，亦由于福建革命政府很快被蒋介石集团镇压下去，“计口授田”也就落空了。
2。国民党改组派与中国托派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
国民党改组派（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 年至1931 年间，从国民党当权集团中分裂出来，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③ 《土地改革》第1 卷第5 期，第8 页，1948 年6 月1 日。
① 《土地问题座谈会纪录》（1948 年4 月8 日），《土地改革》第1 卷第3 期。② 殷章甫：《中国之土地改革》，台北1984 年版，第162 页。
③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 年8 月7 日。
④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63 页。
派别，他们在改组派刊物《革命评论》、《前进》上发表政论，标榜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将来由政府明令收买土地归国有，但认为中国没有大地主，否定中国封建主义土地制度的存在，“无以农民暴动没收土地之必要”，恶毒攻击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是“恶化的反革命派”，而且“根本反对第三党之存在”①。改组派自己则未曾提出一个像样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中国托派，接受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对于中国问题的观点，认为1924—1927 年大革命后，封建势力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土地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①。从而根本上否定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陈独秀则诬蔑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红军战争是“盲动”、“投机”、“冒险”、“阴谋”。
3。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主张。
阎锡山统治的山西，与中共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隔河相望，深恐中共势力蔓延晋西。阎锡山认为，共产党是“以土地革命为夺取农民心理之要诀”，“防共不得不解决土地问题”。于是在1935 年8 月底召开的晋西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釜底抽薪之根本办法。其内容：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将全村土地收买为“村公有”；按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籍农民耕作；村民18 岁呈领份地，到58 岁将地缴还；土地公债以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劳动所得税担保，分年偿还；耕作农民除缴纳占农地收入十分之一的劳动所得税和产业保护税外，田赋照旧交纳。
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公布后，曾经轰动全国，引起各界评论，多数持否定态度。论者们认为，“这完全是反映自足经济时代的封建割据的思想”②。村公所是地主阶级的御用机关，村公所的公田实际上是成为地主豪绅的私产。“土地村公有”只不过“是一剂大众的迷魂汤”而已。结果由于各方面（特别是当地农民）的质疑和反对，没法进行下去，山西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如故。
4。地政学会派关于土地改革的方案。
中国地政学会1933 年1 月在南京成立，各省市土地局等单位是团体会员。该会集中了国民党中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主要负责人有萧铮、万国鼎等，是国内研究土地问题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机构，它举办地政研究班，创立地政学院，创办《地政月刊》等，有组织地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土地政策，翻译和研究近代各国的土地政策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