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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喾矫娴摹�2001年我国GDP达到95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不仅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和丰富，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
GDP只是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计量，没有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它本身只能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否，而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或国家资源消耗的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变化。而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对我国政府近年来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现在看来，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是可持续，而不仅仅是发展。可持续不仅是当代的可持续，而且是子孙后代的可持续。
GDP也被发达国家所采用，似乎没有带来对资源和环境明显的负面作用。这与我国具体国情有很大关系。首先，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尚未摆脱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生产工艺总体上还相对落后，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污染物的排放率比较高。其次，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像我国这样高。高消耗、高排放，高增幅，造成了资源的惊人消耗和数量巨大的污染排放──如果长此以往，发展将难以为继。
再次，我国的政府职能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GDP增长在各级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中的极端重要性，使得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屡禁不止。发展经济往往“压倒一切”，环境和生态保护只能为经济建设“让路”。
当前，对于GDP增长的盲目追求，已经使我国的资源、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世界银行认为，我国1995年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在540亿美元左右，约占当年GDP的5％～7％。虽然这一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值得商榷，但也不乏警示意义。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丰富和补充，更加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绿色GDP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把成本和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党政官员的政绩观，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的集约型模式转变，真正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可以说，实行绿色GDP是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新发展思路的最佳切入点。
实行绿色GDP，面临技术挑战，但并非不可跨越。实行绿色GDP面临现实的技术挑战。主要有两大难题：一个是资源环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比如，工业污染引发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之后逐渐显现的，有的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被发现，其成本算到哪一年才准确？再比如，物种的灭绝也是这样，你很难把它归结为哪一项经济活动。另外一个难题是资源环境如何定价。人们逐渐意识到，资源、环境无价的观念是错误的，但是究竟如何进行市场定价？因此，我们在呼唤绿色GDP的同时，也要问一下：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实行绿色GDP确实存在许多难题，但并非不可跨越。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资源、环境的产权明晰。有产权就会有市场交易，定价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近年来我国许多资源的产权越来越明确，比如土地权、林权、水权，随之而来的租用、买卖等交易行为越来越频繁，土地、树木、水等自然资源也就有了具体的价格。有形的自然资源是这样，无形、无界的环境又如何定价？
相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价格似乎更难确定。从目前来看，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出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政府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利，如公开竞价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等，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些权利能合法地买卖。在排污权市场上，排污者从其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污权。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排污交易。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最终就可以确定环境的价格。资源环境的产权明晰是与市场化的进程密不可分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资源市场和环境市场的逐渐形成，实行绿色GDP的控制时间表会越来越近。
安全减灾的GDP
先看加大事故经济处罚力度。2003年3月22日，山西吕梁地区孝义市孟南庄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72人死亡、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035万元。对于这起特大事故，处理结果如下：事故主要责任人、孟南庄煤矿总经理孟昭康等５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吕梁地委书记郭海亮等18名责任人受到相应处分；孟南庄煤矿被处以2118万元的行政罚款，被吊销了有关证照，并被实施关闭。对这样的事故，有关专家认为是缺乏必要的经济制约手段，带有隐患的小煤矿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其生产成本太低、所获的利润太高。尤其是煤炭价格回升后，一些小矿主更是要钱不要命，忽视安全，超能力突击生产。虽然我国目前已对采矿单位收取矿产资源补偿和资源税，但却是依据生产量甚至销售量在事故后收取的，不是依据资源蕴藏量而进行事前的有偿转让。这样的税费额度并不很大，导致“准入门槛”过低，给小小煤矿“遍地开花”大开方便之门。由于对事故经济处罚的力度不足，很多小煤矿的矿主荒唐地认为，即使出了事故，也不过“如此而已”，因此，他们肆无忌惮，全然不顾矿工的生命安全。就罚款数目而言，这是近年来对安全生产事故处罚最重的一次。有关专家解释：这是根据《安全生产法》、《煤炭法》等相关法律的有关条文做出的行政处罚，对于发生重大事故的责任单位，应处以其非法所得１～５倍的罚款。其实，这种规定在《煤炭法》中早就明文列出，但以前基本没有严格执行过。对于孟南庄事故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是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由于这次矿难死亡人数多、经济损失重、社会影响大，故处以最限额即非法所得５倍的罚款。鉴于该矿非法所得多，故罚款随之增多。结此，有关人士表示，必须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对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单位，都将依法按最高限额处以罚款，要罚得这些非法生产的矿主“伤筋动骨”，罚得他们心疼不已，罚得他们没有能力再恢复生产。在事故能力方面，必须提高事故的经济成本，即除了严格执行地方行政领导责任追究制外，还应强化生产企业的经济制裁手段。目前，企业出了事故，赔偿太少，处罚太轻，在一定程度上使不法业主无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应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企业开工前，收缴足够的事故自理保证金，规定较高的赔付额度，加大经济处罚力度，让企业“再也死不起人”。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安全投入成本，淡化了安全经济观。一些地方和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安全投入的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置安全生产于不顾，有时甚至明知不可为而强为，导致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接连不断。纵观所有的重大事故，无一不存在这方面的原因。
实际上，大量的事实证明，通过事先的安全投资，把事故和职业危害消灭在萌芽状态，才是最经济、最可行的安全生产建设之路。研究成果显示，安全保障措施的预防性投入效果与事故整改效果的关系是1∶5的关系。这一安全经济基本定量规律是指导安全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我们不难发现，安全投入搞得好的企业不仅事故少，而且经济效益也好；相反，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或者干脆不顾安全生产的企业，即使一时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终归不会长久，一旦发生重大事故，轻则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重则毁掉一个企业。正像有些企业内部流传的俗语那样——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次事故全玩完。安全就是效益，这是所有企业管理者应该树立的“安全经济观”。加大安全投入，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先进的设备、设施，是有效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的根本所在。
城市减灾忠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