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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柏大师的唯识学研究
戴继诚
内容提要研讨唯识学是紫柏大师对治晚明丛林游学无根、空腹高心的重要举措，唯识学研究是紫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紫柏大师的唯识学研究立足于禅学立场，以实用为准则，与唯识本怀不免有扞格之处，这是晚明唯识学研究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紫柏大师的唯识学研究与鼓唱，对晚明唯识学兴起有开新风之功。
关键词：紫柏 唯识学 八识规矩颂 六识
作者戴继诚，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教师。
唯识学在大乘三系1中属于“有宗”，套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对它的诠释必须用“正”方法，这与禅宗“负”方法迥异2。紫柏大师本为禅僧，所以他的法语中，对“负”方法使用得心应手，洞见迭出，而唯识学研究，“正”方法使用不可避免。这对惯于“负”方法使用的紫柏而言，是一个不小挑战。但唯识学有一套缜密、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对治晚明禅僧不学无术、游谈无根积弊的有效手段。所以紫柏还是率先垂范，带头研习唯识经论，掀起晚明唯识学研究的高潮，而他本人的研究也取得不俗成果。
据憨山大师《达观大师塔铭》，紫柏出家不久，即“闭户读书，年半不越阃。……过匡山，穷相宗奥义”3，匡山即庐山，这表明紫柏早年有研习唯识学的经历，从《紫柏尊者全集》与《紫柏尊者别集》中的法语与书札来看，紫柏大师在儒、释、道三教方面都有精深造诣。在唯识学研究中，他虽授受不明，4但从他对唯识学思想的阐述来看，研究水准不亚于当时一流唯识学者。
空腹高心，不学无术是影响晚明佛教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对于晚明禅学之弊，深谙儒释学理与禅悟体会的晚明曹洞宗高僧永觉元贤尝云：
禅学之弊，大都有二：一则失于笼侗，一则失于支离，而吾道丧矣！失于笼侗者，守著个颟顸佛性，一味虚骄，逢人则胡喝乱棒，强作主宰，于差别门庭，全过不得，只成个担板俗汉。失于支离者，逐件商量，用尽心力，批判益精，支离益甚，于本源中依旧黑如漆桶，只成个盐铁判官。欲免笼侗之弊，非是从商量学解中得；要免支离之弊，非是从痴守一橛中得。须是百尺竿头，透出一步，自然日轮当空，山河无隐。5
所谓“笼侗”指祖师禅长期以来只贵“教外别传”之虚见，不尚操履，游谈无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支离”谓某些禅僧埋头于公案、评唱的编撰与背诵，迷失禅者本怀，无缘得窥禅法精髓，外强中干，入主出奴。而当时的某些禅僧不仅不以此为羞，反为自己废弃经论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万历14年，紫柏在燕山龙泉寺引导僧众研习经论，一些禅僧遂起而与之置辩云：
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道人之言，甚哉其胶柱鼓瑟也！且言说害道，障蔽自心，有不可胜言者。今之缁素，不求之经而求之疏，不求之疏而求之钞，不求之钞而求之音义。少林实宗风所系，比来委靡更不堪观。大都以秘要为直指，以评唱为资托，以颂古为过路，以机缘为剩语，是嘈嘈之徒。号称参禅者，不求之机缘，而求之颂古，不求之颂古，而求之评唱，不求之评唱，而求之秘要。呜呼！语言之为害，一至于此，而道人复示人以语言文字，岂非救火而油之也？6
禅僧所说，并非全无道理，禅宗与教下义学的重要区别就是它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而，不立文字并非绝对排斥经论，如以“教外别传”为借口而灭裂知解、粪土经书更是大错特错。对这些责难，紫柏充满自信地反驳道：
岂语言之为害哉？！特求之者不善耳，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则葛藤，皆佛祖深远广大之心。参禅者，求之于机缘；习教者，求之于佛语，则语言文字，乃入道之阶梯，破暗之灯烛。今乃宗教陵迟，祖道萧瑟，咎在弃本逐末，重轻轻重。如习教以佛经为本，明宗以机缘为本，弘阐宗教，以道德为本，以戒行辅之，以学问大之，视浮名为游尘，视金帛如粪土，秉志坚贞，憎爱关头死生以之。管取宗雷，教雨滂沱，昏者醒而枯者润。不尔，踞法王之座，披如来之衣，传我佛之言者，所谓狐嗥耳，焉足为法门轻重！7
对某些义学僧侣纠缠于义理解析而遗忘悟道修心，紫柏亦时有责难，但他明确认识到，此非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对佛教“智信”的确认，不是知识过多的问题，而是根本就缺乏或没有知识。对智识、知解，紫柏持一种欣赏与赞许的态度，认为知解固然有弊端，但操之在人，就禅者当时面临的现实困境而言，“知解”仍是迫切需要的。他说：
以为知解，绝无毫厘之用，要在行得一分是一分。徒夸知解，于死生关头，终靠他一点不得。殊不知徒夸知解而不能行，固是病，若全无知解，而灭裂横行，则其病更大。8
两害相权取其轻，引导僧侣致力于唯识学研究，是紫柏希望扭转晚明佛教，也是宋明佛教重实践，轻义理的不足，甚至不断蜕化的根本举措。
紫柏倡导唯识学研究也与晚明智识主义兴起的大背景有关。陈垣先生尝云：“明季心学盛而考据兴，宗门昌而义学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语文，不足以相慑也，故儒释之学，同时丕变，问学与德性并重，相反而实相成焉。”9陈氏此说剔肤见骨，准确抓住了晚明学风转变的特质。晚明曹洞宗师无异元来亦云：“今天下称知识者，莫不云秉达摩大师单传之旨，交驰棒喝，弥满世间。岂但丛林，即街头傭竖，悉妄言悟入，皆邪师过谬，非众生咎。余禅暇及此，发竖心寒，恨不能以智锋慧刃，扫除魔党！”10对治末法之蔽，已经到了必用“智棒慧刃”的地步，可见“智识”已成为整顿晚明丛林的必备因素。元来此论既是丛林对晚明智识主义热潮掀起大环境的因应，也是佛教（主体是禅宗）走出恶性循环的不二法门。四大师之一的蕅益智旭也坦言自己“己巳春，与博山无异（元来）师伯盘桓百日，深痛末世禅病，方一意研穷教眼，用补其偏。”11所以，他前后历时二十七年，凡历八地，精研佛藏，辑录《阅藏知津》一书，作为僧侣研读经论的阶梯。
唯识宗在中国三传而亡，对其在中土湮默无闻的原因，历来有不同剖析，但认为它那一套艰深、严密而又思辨性极强的理论说教不适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是主流意见。12由于唯识学本身的原因，对之做研究，一来需要充足的物质基础予以保障；二来应有相对完备的资料文献给予支持，但这两方面在晚明政治混乱、经济恶化的情况下难以得到保障，且对唯识学研究最为关键的一些参考材料，如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慧沼的《成唯识论了义灯》、智周的《成唯识论演秘》，（后三者合称为唯识三疏），均逸失无闻，唯识学研究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13
圣严法师认为，晚明唯识研究有两大支流：“一是专攻唯识而不涉余宗者，一是本系余宗学者而兼弘唯识者，前者是唯识的唯识学，仅得二人，后者是唯心的唯识学，包括其余诸人。而后者之中，又分别各依天台教观、楞严经义、起信论旨、禅宗功夫为其背景者。此时期唯识学的最大特色，则为普遍强调性相融会的佛教思潮。”14紫柏本人性情刚猛、豪放，唯识学这类过于精细、严密的学术研讨本非其长，但为对治佛教积弊，整顿丛林笼统、汗漫之风，他不得不以身作则，激流勇进，大兴唯识研究之风。对于紫柏在晚明唯识学研究中开新风之功，智旭评论云：“惜慈恩没，疏（指上述三疏）复失传，仅散现大钞（指华严宗四祖澄观的《华严经疏钞》）、《宗镜》诸书，及《开蒙》（指元人元峰的《唯识开蒙问答》）二卷，稍存线索。国初以来，竟成绝学。万历初年，紫柏大师接寂音（慧洪觉范）之道，盛赞此宗，爰有《俗诠》、《证义》、《集解》诸书。”15应该说，晚明唯识学研究的振兴得力于紫柏的大力鼓唱与盛赞。
紫柏对唯识学的研究属于圣严法师所说的“本系余宗学者而兼弘唯识者”类型。他研习唯识纯属于对治宗门积弊的需要。对他来说，唯识义理的剖析与还原固然重要，但其主要目标还是根治禅僧认识上的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