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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版。
《怒吼吧！中国》改写本表现的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故事。一艘英国炮舰的美国商人在长江上失足落水身亡，英军舰长却污蔑中国人是凶手，并以炮轰全县来威胁县长交出凶手就地枪毙。在交涉过程中，英军欺压迫害中国人的手段令人发指。在两名无辜的中国平民以“替罪羊”被处决之后，怒吼的中国人与县长在报仇雪恨的呐喊声中，愤然宣誓，一定要赶走洋鬼子。
杨逵曾这样谈到自己戏剧本的改编：
《怒吼吧！中国》描述的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剧。但这是在抗战期中，此剧无形中影射日本的侵略战争。尤其是我把在台中中山公园殴打林献堂的日本浪人卖间，抓起来当作剧中的主要角色，更明显的表现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嘴脸，以及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的真相。杨逵：《光复前后》，原载《联合报·副刊》，1980年10月24日；收入《宝刀集——光复前台湾作家作品集》，（台北）联合报社1981年10月版，第12—13页。
《怒吼吧！中国》先在“台中艺能奉公会”颜春福先生的楼上排练，于台中、台北及彰化三地演出时，引起观众强烈反响；正当这出戏在充满抗日意识的“首阳农园”以台语排演的时候，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排演亦就此中断。
其次，在表现不屈的抗议精神的同时，杨逵的剧作还特别传达了化解省籍隔阂与冲突，两岸人民团结共建祖国美好前景的愿望。
杨逵因为《和平宣言》而被捕坐牢，心中郁结了太多的质疑、愤懑与反叛。虽然是与社会长久隔离，但杨逵没有因此放弃历史的追问和现实的反思。他这样谈及自己在绿岛监狱里的戏剧创作：
我写了《三战赤嵌城》，用电影剧本的方式表现了我们祖先反抗荷兰侵略者的历史，以及话剧《牛犁分家》以表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史实，又想起了现在许多苍白的知识人却蚂蚁都不如地过著迷失沉沦的生活……真是人不如蚂蚁……杨逵：《园丁日记》，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05页。
四幕话剧《牛犁分家》写于1958年，是杨逵根据自己的一篇寓言《大牛和铁犁》改编而成的剧本。同年11月，此剧在杨逵的执导下，于绿岛监狱中正堂的晚会中首次演出。杨逵出狱后，《牛犁分家》经过了20多年的沉默之后，最终由高雄大荣高工的学生剧团排演，1980年12月在高雄、台中演出多场，杨逵亲临现场指导，效果颇为轰动。
《牛犁分家》的故事发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农村，老农林耕南的两个儿子大牛与铁犁被日本殖民当局强行征兵，送往南洋打仗。两年之后，太平洋战争已近尾声，台湾农村一片破败、凋敝景象，苛捐杂税逼得农民走投无路。林家惟一的耕牛被日警拉去抵税，林耕南只好当牛拖犁，日子苦不堪言。
台湾光复后，大牛和铁犁终于归来。然而，日据时期颇有民族意识，不愿当“大日本帝国国民”的林家父子，光复后却发生了矛盾分裂与命运逆转。林耕南被一味贪图享受、好吃懒坐的二儿媳金枝活活气死；大牛、铁犁兄弟俩也因为媳妇妯娌间的矛盾而闹分家。大牛分得牛，铁犁分得犁；分不平的锅碗物件就统统砸碎，结果谁也无法耕种，大家都不能再生活下去。两兄弟冷静后想起了父亲临终前，拉着他们的手流泪叮嘱，要他们彼此宽容、忍让，于是两兄弟相拥而泣，前嫌尽释。
对于经历过“二二八事件”的台湾民众来说，《牛犁分家》的象征意义再清楚不过。杨逵痛楚的历史经验和热切的时代呼唤，深刻地传达出两岸人民共同心愿。杨逵为呼吁和平而蒙冤坐牢，仍然以宽容之心呼唤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其思想境界的高远豁达，令人感佩。正像台湾学者焦桐所评论的那样：
《牛犁分家》寓意辛酸，象征战后台湾和大陆之间一场历史和地理的误会。剧中强烈透露两个希望，第一，台湾光复之初，许多发接收财的商人狂嫖阔赌，过著不事生产却非常奢靡的生活，本剧藉林耕南活活被气死，突显事情的严重性。第二，杨逵希望经历“二二八事件”之后，外省人和本省人能够打破意识樊篱，相亲相爱，彼此宽容、体谅，以理性的态度相互合作，努力耕耘，开创出美丽新世界。这是战后初期每个人的共同心声，也是杨逵系狱十二年不灭的热情，充分体现他不屈不挠对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精神和对自己人宽宏的胸怀。焦桐：《台湾战后初期的戏剧》，（台北）台原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86页。
再次，理想主义精神的融入，乌托邦理想的构想，这种对美丽新世界的期待，也成为杨逵剧作的主题之一。
在《赤嵌拓荒》这出剧作中，杨逵让前仆后继渡海来台的大陆移民，在开拓台湾的艰辛耕耘中，不断赞叹台湾的美丽富饶、自由和平：“这里叫做赤嵌，是喜爱自由的人来开发的。大家都明朗活泼，过得无拘无束。”开荒者所向往的是“自由世界新天地/青山苍海属大家/你捕鱼呀我打猎/我开荒呀你种地/协力征服自然界/开发富饶新天地”。作者在这里描绘出一幅男耕猎女织布，清静自由和平的小康社会图景，并借剧中人物来创造一种桃花源情境。而一旦荷兰军舰入侵，当地剧民与渡海来台的移民则团结协力，同仇敌忾，表现出抵抗异族侵略、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强意志。而这一切，正是杨逵对台湾民众的期待。
《猪八戒做和尚》是一出四幕喜剧，它以丰富的联想，幽默诙谐的笔调，凸显了猪八戒的个性，并借此暗喻出一个“三藏取经的西方极乐世界”，进一步描画出作者的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在剧中，作者将打家劫舍、搜刮民财的猪八戒比作土匪，将鱼肉百姓、贪污赌钱的官府、奸商比作强盗，以此唤起人们对不义不公社会的反抗意志。当三藏与悟空、八戒一行人最后来到桃花源时，舞台上响起孔子的纪念歌，幻灯片映出一张张礼运大同篇的蓝图，杨逵构建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尽在其中：
幻灯（1）大道行也，天下为公（运动大会）
幻灯（2）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群众大会选举长老）
幻灯（3）故人不独亲其亲（养老院许多孩子们为老人服务）
幻灯（4）不独子其子（养育院寡妇照顾许多孩子）
幻灯（5）使老有所终（老人清闲游玩散步读书）
幻灯（6）壮有所用（壮人做水坝耕地）
幻灯（7）幼有所长（幼年学校教育情形）
幻灯（8）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疗养院废疾者互相照顾快乐生活的情形）
幻灯（9）男有分，女有归（集体结婚典礼）
幻灯（10）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稻谷、果实、布匹等捐献大会）
幻灯（11）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修道筑桥植树献也）
幻灯（12）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法院闭门无事做，法官们有的种花，种树，读书）
幻灯（13）故门而不闭，是谓大同（门户开放群集在外面歌舞）杨逵：《猪八戒做和尚》，收入《杨逵全集》第2卷（戏剧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148—149页。
在《猪八戒做和尚》中，还穿插着一种喜剧氛围。它把那些假丑恶的东西撕破了给人们看，给人带来戳穿画皮的艺术快感。另外，像《猪哥仔伯》、《睁眼的瞎子》、《丰年》、《真是好办法》、《婆心》这些剧作，本身就标明了“讽刺喜剧”。杨逵在蒙冤绿岛的日子里，仍然能以笑看人生的态度来面对命运打击，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对世事的深层透视，使他绿岛时期的戏剧创作越来越趋向“写实的喜剧”，并构成独特的“杨氏喜剧”风格。
杨逵带有喜剧风格的这类剧作，在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中，最终往往是新事物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压倒旧事物，并由此否定旧事物。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5页。
杨逵剧作的喜剧精神，鲜明地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批评意识，二是乐观主义精神。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