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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的失望感，痛切地触及到问题实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越来越走向破败，民众的生存境遇越发走向水深火热。殖民地台湾的凋敝，让返乡知识分子更加意识到肩上的责任，更促使他们采取切实的行动。这就是阮新民们迅速从困惑和失望中走出来，投身社会运动的原因。
其次，从文/归农的人生模式，则主要讲述台湾知识分子在现实生存境遇中的人生选择，这其中带有杨逵浓郁的自我经验色彩，包含了他以文学延伸社会运动的理想，当然也寄寓了他期望知识分子走向乡土、拥抱大地的一种信念。《泥娃娃》中的“我”，一个穷作家，生活在艰辛开垦的花园里，一边在曙光初起时大声吟诵东方朔的赋，一边在夜晚的虫鸣中一页一页地写着自己的小说，始终坚守了不与殖民统治者相妥协的意志。《鹅妈妈出嫁》中那个不愿出卖灵魂的“我”，一个穷艺术家，选择了归农种花，并在为理想而夭折的朋友林文钦那里，激起了新的人生奋斗勇气。在《泥娃娃》、《鹅妈妈出嫁》、《难产》等作品中，“我”是一个在穷困中仍然坚持写作理想的父亲；而到了《萌芽》中的“我”，则是一位独自带着孩子，等待从事社会运动的丈夫从狱中归来的妻子。她从一个热爱文学的女侍者，走向了开荒种花的女园丁；从归农的艰辛劳动中，获得了许多人生的信念和快乐。上述人生模式，写出了台湾知识分子在日本“皇民化运动”高压下决不妥协的心声：那就是以孤竹君的精神，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以归农的劳作，保存“首阳山”的生命！
上述知识分子，在杨逵的小说世界里，担当了启蒙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并以理想的追求，唤起民众，烛照人生。作为杨逵社会人文理想的化身，这些知识分子形象承载着故事推展的力量，是挖掘不公不义、反抗殖民统治的灵魂性人物。《送报伕》里那个一心要拯救台湾的杨君，《模范村》中反抗压迫、坚持抗日的阮新民，《鹅妈妈出嫁》里用生命探寻真正的“共荣共存”理想的林文钦，《泥娃娃》中以“归隐”方式坚持文学抗争的“我”，《无医村》里大胆质疑殖民统治机构的医生，《难产》里忍着饥寒依旧坚持写作的父亲，《春光关不住》中那个呵护着“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数学教师，皆是如此。且听他们的心声：
杨君决心返回故乡，去担当斗士的使命：
能够替陷在地狱边缘的乡人出一点力，救救他们、我们惟一而最好的法子就是团结，团结才有力量！
（《送报伕》）
面对故乡的贫富不均和殖民地的破败，日本归来的法学士阮新民产生了新的觉悟和行动：
由此使他更憎恶他父亲的强横霸道，剥削穷人。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
你们是应该有田种的。这是你们的权利，我将帮助你们去争取。
（《模范村》）
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陈文治，开始利用农闲时节给村民讲课：
台湾人是中国人，日本人曾经把台湾占领了，叫台湾同胞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大家希望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不要让人家管，不愿当人家的奴隶，这也是不教自通的道理。
（《模范村》）
在日本殖民当局疯狂推行“战时体制”，台湾处于最黑暗的殖民地岁月的时候，坚守“首阳”之志的“我”这样期待着：
我真巴不得自己写出充满光明、喜乐的作品的日子早些到来，并且以我的真正明朗的作品愉人并以自愉。
（《泥娃娃》）
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无异于社会光明的希望；这些行动的知识分子，正是社会改革的力量所在。
第二类人物塑造：农民形象与土地情结。
杨逵推崇知识分子的启蒙价值，但他心目中的真正英雄是普通民众。只有人民大众，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才能真正承担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动力。杨逵的大众主要是农民。日据时期的台湾处于封建性的农业经济形态，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再加上日本财阀的疯狂掠夺，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却耕者无其田。农民靠种地谋生的基本生存方式，与土地资源被殖民统治当局残酷剥夺的现实发生尖锐矛盾，殖民地台湾的土地争议事件屡屡出现。杨逵从日本留学归来，即是听从台湾文化协会的召唤，返乡参加农民组合运动。这期间，他了解了殖民地台湾最广大最深刻的苦难命运，也从参加农民组合的社会运动中，发掘到一种源自乡土和民间底层的最鲜活的革命力量。殖民地台湾的社会解放运动，必须以广大乡村和农民的普遍觉醒为标志。杨逵一生对农民和土地情有独钟，视劳动为人生第一要义。每每陷入人生困境，政治信仰与文学追求无法兼济天下的时候，他总是选择了“归农”，一如伴他度过漫长岁月的首阳农园和东海花园，这也成为他人生理想实践的另一种场域。
杨逵笔下的农民形象，往往离不开土地情结的缠绕。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联系，使农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多从土地权利的争取肇始。《送报伕》中，父亲杨明的反抗，正是源于“我的土地，我要自己耕种才能生活”这种朴素的农人信念。杨明坚决抵抗日本制糖公司变相掠夺台湾土地的阴谋，直到被关押、殴打乃至含悲而逝。憨金福的土地有着父子两代的血汗，却被地主阮固霸占，再作低价转租日本产业公司。作为农村小人物的憨金福，虽然无奈于不公不义的现实，但心中一直藏着愤怒和仇恨。一旦他们觉醒，就会表现出不可遏制的潜力和强烈的反抗性，如同《模范村》的农民所盼望的：“还不如来个天翻地覆，把世界翻过来，统统死光了好些，省得活受罪。”《模范村》里的贫苦人，接受了留学生阮新民的思想启蒙，聆听了乡土知识分子陈文治的现实教诲，他们决定团结起来，投入到赶走日本殖民者、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之中。这种农民式的觉醒，正是杨逵小说寄希望于大众发生的结局。
农民自身的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农民从劳动创造中获得的朴素而鲜活的人生理念，农人生活对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精神启蒙，都与土地相关。杨逵的小说歌颂土地和劳动，歌颂像土地一样质朴的农人，又常常把它当作比照知识分子或其他阶层人生弱点的一面借镜，用来进行自身反思。在《归农之日》里，小商人李清亮因杂货店倒闭，与妻子阿却拉着堆满家财道具和婴儿车的板车，上山归农。却不料路途崎岖，脚下一滑，连人带车摔倒。在即将跌下悬崖的危急时刻，是一个很像山贼一样的农人舍命般地救了他们；安家之际，又有朴实热情的农家阿婆无私地帮助了他们。对照自己过去经商时某些利己主义行为，夫妻俩发出由衷的感慨：“农人是好人，我一直到二十岁还是个农人的孩子，而且也是个农人。”他们把归农之日的经历看作农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觉得自己要坚强起来，而且在心中发誓，非得做些事情来报答他们的亲切之意才行。”
《蚂蚁盖房子》虽是一篇没有发表的小说，却完整地体现了杨逵关于农民、土地与知识分子的深度思考。小说中已经六十八岁的老农民金池爷爷，勤劳、求实、耿直，说话单刀直入，不乏农民式的哲理思考，对蚂蚁的劳动尤其称赞。他用一生积蓄买来五分山地，自己开垦，自己盖屋，种菜种粮，养鸡养鹅，不仅丰衣足食，还帮助意欲继续开荒种花、却犹疑不决的归农文人“我”解决了缺粮断顿的燃眉之急。小说特别写出了知识分子与老农民之间的“互看”：
老农民看归农的知识分子：
光读书，拿书本做靠山，一肚子优越感；开口闭口就说“我是农人”，做起事来却完全没有农人的样子，连农人一半也没有！……吃东西挑剔，像戏子（演员）一样老是在意衣着，简直就像人的价值是用衣著来衡量的！杨逵：《归农之日》，中文版本原载《台湾文艺》革新第10号（第163期），1979年7月；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第221页。
而当归农的“我”与金池爷爷有了深刻交往之后，他发现这位老农民有许多优良品质：
虽然他没有知识，但从前也是有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