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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逵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受到了当时遍布全世界的民族自决风潮以及中国的五四运动影响,“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我们是有着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那时候,文学确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的,它在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上,确有过一番成就,也有它不可磨灭的业绩。”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3月2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2页。“台湾文学的主流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在民族观点上都是表现着向心性的。”杨逵:《现实的我们需要一次嚷》,原载《中华日报》“海风”副刊,1948年6月2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51页。
其次,在台湾与中国、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上,杨逵立足于台湾本岛的历史与现实,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格局与趋向,辩证地阐释了两者之间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杨逵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
年6月25 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 年12 月版,第248页。“回顾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过去,我们可以发现的特殊性倒是语言上的问题,在思想上的‘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这一点,与国内却无二致”。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第二次作者茶会总报告》,原载《台湾新生报》“桥”百期扩大号及101期,1948年4月7日、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47页。台湾由于被异族殖民的特殊历史和生存环境,汉语创作被强行废弃,这又形成台湾文学的一种特殊性。想对台湾文化运动做贡献的人,“必需深刻的了解台湾历史,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感情,而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这就是需要‘台湾文学’这个名字的理由。”同③,第147页。关于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及其应有的努力方向,杨逵则具体提出了“反映现实性的真实感,打破伤感的低沉气氛,努力文艺深度的感动”之主张。
再次,针对当时台湾文坛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应对策略,杨逵提出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建设性意见。
台湾光复之后,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巨大转折,政治上的变动造成了台湾文学工作者普遍的恐惧与不安;使用中文的陌生和困难,也让作家的写作空间一度受到制约,文学的重建限于停顿状态。痛感于“台湾文艺界不哭不叫,陷入死样的静寂”,杨逵认为:“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他呼吁言文一致的语言表达,倡导贴近现实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希望各作者到人民中间去,对现实多一点的考察,与人民多一点的接触。”杨逵语,见歌雷《桥的路》,收入《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文集》,(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50页。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的杨逵,常常以行动者的角色深入到社会、民间和现实生活中,多方面地推展文化运动。他四处奔走呼吁,支持岛内的歌咏、舞蹈、戏剧以及文学创作活动。杨逵曾倡议台湾大学的麦浪歌咏队举办“文艺为谁服务”的座谈会,鼓励“银铃会”的青年作家深入工厂农村,了解社会现实。据“银铃会”成员萧翔文回忆,杨逵曾给予他们深刻的启发:
杨先生在担任“新文艺”主编时,大力提倡“用脚写”,意思就是要写自己亲自经验的事情,这样写出来才是“真”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才足以有力量去感动他人,让他人产生出力量。萧翔文:《杨逵先生与力行报副刊》,《台湾诗史“银铃会”论文集》,(彰化)台湾磺溪文化学会1995年6月版,第82页。
有感于两岸之间存在的“澎湖沟”,杨逵对于消除省内外隔阂的问题,表现出更为热切和积极的关注。他多次呼吁,“不管内地本地的文艺工作者今天需要联合一块儿,竭力找寻一条路,”“大家都需要通力合作以便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因此大家就需要互相了解,深切的交流。”杨逵:《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原载《中华日报》“海风”副刊1948年6月2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52页。“因此,我由衷地向爱国忧民的文学工作同志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原载《台湾新生报》,1948年3月2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4页。
杨逵把加强省内外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和交流,看作是将台湾新文学发展为中国文学一环的重大工作之一。在文化实践中,杨逵更是身体力行,用自身行动促进文艺界的团结合作。从光复初期与大陆文艺青年王思翔共同主编《文化交流》,到1948年8月集合不同省籍与世代的左翼作家创办《台湾文学丛刊》,再至1947年3月至1949年3月《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关于台湾文学重建的积极建言,都可看出杨逵对省内外文艺界团结、两岸文化交流的一贯努力。
然而,随着1949年的全省动乱,《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讨论戛然中断,诸多文艺界的志士仁人不幸被捕入狱,杨逵的文学再出发转瞬间变成了绿岛梦魇。
这之后,关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讨论,先是经历了戒严时代强权政治的挫杀,又被“台湾意识文学论”所扭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成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直到90年代末期,经由人间杂志社的有识之士力尽艰辛,重新发掘了这批珍贵的文学史资料,并结集为《1947…1949台湾新文学问题论议集》,才将这场讨论的完整面貌公诸于众,这无疑是对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澄清和还原。
总的来看,1947—1949年的台湾文坛,尽管有着高压政治留下的痛苦记忆,但《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关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讨论,却以勇敢的探索精神和携手并肩的愿望,留下了政治黯淡岁月里两岸作家结盟文坛、重建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见证。
第六章 小说世界:以文学见证历史
小说,无疑是杨逵文学创作的重镇。杨逵一向视文学为社会运动的延伸,藉由小说的传播更真实生动地唤起民众,去发现社会的弊病和问题,进而引发改造现实的行动,引导民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益和社会的美好前景而斗争,这就成为杨逵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使杨逵对于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始终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自觉意识,他的文坛地位,也首先是从小说领域确立的。小说,不仅成为杨逵普罗文学观的实践场域,更凝聚了他对于殖民地台湾的血泪经验和人生期待,寄托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悲悯情怀和审美理想。
杨逵一生创作小说四十篇,生前公开发表的有二十六篇,另外十四篇则为从未发表过之手稿。以创作的文学工具区别之,可以分为日文与中文两部分,前者为日据时期的写作,杨逵的小说实践主要是在这一时期。从二十二岁的杨逵于192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样办才不会饿死呢?》,到五十二岁的杨逵于1957年6月在绿岛监狱完成他最后一篇小说《才八十五岁的女人》,这期间,杨逵小说创作的起始与终结足足相隔了三十年。
三十年的小说生涯中,尽管杨逵以《送报伕》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又因《压不扁的玫瑰花》成为年轻一代仰慕的抗日英雄,但杨逵心中还是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日据时期,杨逵曾经有将《死》、《红鼻子》以及《剁柴囝仔》三篇作品写成大河小说的计划,但最终却只写到第一章而无下文。《死》曾连载于《台湾新民报》,1935年4月2日至5月2日。依据杨逵的创作底稿来看,原名为《贫农的变死》,是长篇小说《立志》的第一章,以台湾话文书写,许多修改的部分将台湾话文改为北京话文,可能是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