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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们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励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记。
杨逵语，原载《台湾新文学》创刊词（日文），1935年12月27日；引自王诗琅：《台湾新文学杂志始末》，《台湾文学重建的问题》（王诗琅选集第5卷），（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82页。
《台湾新文学》于1935年12月28日在台中创刊，由杨逵与叶陶独资创办。创刊号在“启事”栏表明：“本杂志不属于任何流派，任何团体的机关，本杂志是全台湾文艺同好者的共同舞台。”
为了避免重蹈《台湾文艺》由少数人把持的局面，《台湾新文学》中文栏目委托赖和负责，诗稿由吴新荣、郭水潭、王登山等“盐分地带”的诗人编辑
盐分地带文学是以台湾省台南县佳里镇这一地域的地理特点而得名的，是人们对这一地区作家文学活动的概括，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台南县佳里镇，地处台湾海峡之滨，此地土质含盐量较大，被称为“盐分地带”。这一地区多出文学人才，从30年代开始，涌现出吴新荣、郭水潭、徐清吉、王登山、林精纯等一批作家，被称为盐分地带文学“五大将。”，日文栏目则以杨逵本人及其他编辑委员会分担负责。列名《台湾新文学》编辑部的还有高桥正雄、田中保男、藤原泉三郎、藤野雄士、黑末驱子等日本作家。《台湾新文学》的选稿原则十分开明，只要是支持民族自决，追求民主、自由，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写的稿件都加以采用。当时在《台湾新文学》杂志上投稿并发表作品的作家，从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之初五位常务委员中的赖和、赖庆、赖明弘，到杨守愚、黄病夫、吴新荣、郭水潭、王登山、李祯祥、叶荣钟、王诗琅、张文环、吕赫若、吴浊流、翁闹、陈华培、陈瑞荣、徐琼二、张庆堂、林越峰、蓝红绿、周定山、庄松林、杨松茂、黄得时、蔡秋桐、赵枥马、朱点人等等，除了张深切、张星建、刘捷未向《台湾新文学》投稿以外，几乎包括了当时台湾文坛台籍与日籍重要的左翼作家，地域涵盖台北、台中、彰化和台南等日据时期北、中、南三大文学阵营。
《台湾新文学》的创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出刊后不到两星期就销售一空；同仁人数已经超过原来预定的五十人，杂志读友也超过预定数量的二十人。这足以证明民众对文学的关心与响应，也让杨逵为之振奋。
《台湾新文学》在《台湾文艺》之后创办，两者皆活跃于30年代中后期，而且执笔的作家也雷同，但《台湾新文学》还是以它的鲜明风格而独树一帜。
首先，《台湾新文学》始终以“为人生而艺术”作为办刊宗旨，以反映台湾穷苦大众的生活现实为依据，主张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强调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比起《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所提倡的明确文艺主张，以及它更富有写实精神、更关注台湾社会现实生活的编辑路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台湾新文学》不仅刊登了大量具有社会写实精神的重要作品，诸如在30年代台湾文坛颇具影响的《田园小景》（杨逵）、《豚的生产》（张文环）、《逃逸的男人》（吕赫若）、《一个同志的批信》（赖和）、《水月》（吴浊流）、《罗汉脚》（翁闹）、《迈向绅士之道》（蓝红绿）、《婚事》（徐琼二）、《王万之妻》（陈华培）、《年关》（张庆堂）、《乳母》（周定山）、《鸭母王》（庄松林）、《橄榄》（黄得时）、《王猪爷》（蔡秋桐）等等，它还在创刊伊始，就设置了“乡土素描”和“街头写真”栏目，全力推举直面台湾现实社会的报导文学。
1937年2月至6月间，杨逵连续发表《谈报导文学》、《何谓报导文学》、《报导文学问答》三篇文章，并于《台湾新文学》第二卷第四号上刊登《募集报导文学》的启事。杨逵对报导文学的理论界定，是“笔者以报导的方式，就其周边、其村镇，或当地所发生的事情所写下来的文学。”
杨逵：《何谓报导文学》，原载《台湾新民报》1937年4月2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03页。报导文学与普通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极为重视读者；第二，以事实的报导为基础，不容许凭空虚构；第三，笔者对应该报导的事实，必须热心以主观的见解向人传达；仅罗列事实而缺乏作者感情，不算是文学艺术。
同①。1937年开始确立报导文学理论基础的杨逵，在此前后发表的《台湾震灾地慰问踏查记》、《逐渐被遗忘的灾区——台湾地震灾区劫后情况》、《我的书斋》、《摊贩》、《输血》等作品，可以视作作者本人对报导文学理论身体力行的一种创作实践。
杨逵虽然是用日文写作的作家，但他非常重视中文创作，渴望继承民族传统。《台湾新文学》作为中日文创作并刊的杂志，尽管它与《台湾文学》后来也同样面临着中文作品短缺的命运，但《台湾新文学》在坚持中文栏目、提升中文作品的品质方面，比《台湾文艺》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直面现实态度。
有感于“汉文凋落之久，隔了很久，执笔者诸氏以崭新的意气与诚挚，打破沉默，卷土重来以显示其力量”， 《编辑后记》，见《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年11月。杨逵与编辑部同仁积极策划、多方动员，于第一卷第十期第十二月号的《台湾新文学》，专门编辑了《汉文创作特辑》，刊登有赖贤颖的《稻热病》、尚未央的《老鸡母》、马木历的《西北雨》、朱点人的《脱颖》、洋的《鸳鸯》、废人的《三更半瞑》、王锦江的《十字路》、一吼的《旋风》等八篇小说，执笔作家皆为一时之选。然而，这一动员了当时最活跃的作家所写的具有相当水准的作品集，却在刚刚付印提出审查时，由于其鲜明的反殖民精神，以及文字使用上对日本“同化政策”的挑战性，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厉查禁，理由是“内容不妥当，全体空气不好”。这种结局，不仅仅是佳作尚未面世，竟告胎死；也是充满现实精神的中文小说在当时文学杂志中的最后一次编辑。所有报刊的中文栏目，在1937年春天以后接踵而来的废止汉文栏的行动中，都遭遇了被迫停办之命运。
其次，杨逵身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的阶级意识，使《台湾新文学》具有浓郁的左翼色彩，并以开阔的胸怀，与日本普罗文学界保持了密切联系。《台湾新文学》创刊号在《台湾新文学的期望》一栏中，刊登了德永直、叶山嘉树、前田河广一郎、贵司山治、细田民树、桥本英吉、藤森成吉、平林泰子等十七位日本左翼作家的感言。《台湾新文学》杂志中，不仅可以读到日本进步文艺界主办的《文学评论》、《社会评论》、《高尔基文集书简集》、《文学案内》、《诗人》中的文章，读到德永直、平田小六、叶山嘉树、渡边顺三、林房雄、洼川稻子等作家的作品，还能看到《时局新闻》周刊、《土曜日》、《公民常识》、《太鼓》、《劳动杂志》、《实录文学》的广告或销售服务。
参见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台北）全球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版，第206—207页；尹子亚：《杨逵〈台湾新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附录《〈台湾新文学〉杂志广告一览表》，《第一届全国台湾文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3—184页，第189—191页。《台湾新文学》倾力介绍大陆、日本、苏俄的现实主义作家，它所刊登的《高尔基特辑》、《悼鲁迅》、《大文豪鲁迅去世》等文章，都表明了该刊所拥有的广阔视野和左翼色彩。
再次，《台湾新文学》在培植文坛新人方面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充实台湾的文学环境。杨逵“相信台湾文坛的未来与其只有两三个有名的作家，不如让众多无名作家担负”，
见《编辑后记》，《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5号，1936年6月。故将拔擢本地无名作家当作刊物的重要任务。《台湾新文学》多次筹措经费，举办“台湾新文学赏”及“全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