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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起，台湾文艺联盟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从第二卷第一号起，分五期连载由戴顽銕翻译、增田涉著的《鲁迅传》，引发文坛普遍关注。杨逵当时也在《台湾文艺》发表文章，透过《鲁迅传》得以进一步了解鲁迅的精神，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去世。杨逵在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上，迅即于次日刊登了由他主动提议王诗琅所写的《悼鲁迅》，以及黄得时的《大文豪鲁迅逝世——回顾其生涯与作品》。《悼鲁迅》以卷头言形式出现，其中写道：
不久以前我们丧失了马琪西姆·高尔基而悲哀尚未消逝，又接到鲁迅在十月十九日因痼疾心脏性喘息病去世的讯息。从事文学的我们，在短短三个月中失去了两位敬爱的作家，是何等的不幸……现今在遥远的那边，在那黄浦江边犹如追悼他一样，愁云覆盖了天地……
王诗琅：《悼鲁迅》，原载《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年11月。
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正是杨逵和他那一代台湾新文学作家的共同情感。
1938年5月，由于入田春彦自杀的意外促成，杨逵遂开始全面系统地接触鲁迅作品。1937年七七事变至日本战败前，日本当局全面禁止中文刊物发行，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切新文学作品转载完全停止。当时，无论是在台湾，甚至是在东京，《鲁迅全集》都被视为禁书，而入田春彦能够拥有一套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大鲁迅全集》，佐藤春夫、增田涉、山上正义、井上红梅等人合译，（东京）改造社，1937年出版。，更证明了他的左翼文学青年身份。杨逵曾说：
这位入田先生的遗物中有改造社刊行的《鲁迅全集》（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月刊行，全部七卷），由于我被授权处理他的书籍，就有机会正式读鲁迅。
杨逵语，见《一个台湾作家的七十七年》，原载《文艺》第22卷第1号，1983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60页。
正式阅读《大鲁迅全集》，为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出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资源。台湾光复后，许寿裳受陈仪邀请，从大陆赴台担任了台湾省编译馆馆长，旋即成为鲁迅思想最重要的传播者。许寿裳对于台湾文化重建的构想，是期望“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期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
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台湾新生报》1947年5月4日。而实现这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就是把鲁迅思想的传播与台湾的文化重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建设一个具有新生命的台湾。
战后的初期的台湾社会，形成了“中国化”的时代潮流，如《民报》在社论中表示：“光复了的台湾必须中国化，这个题目是明明白白没有讨论的余地。”《民报》社论：《中国化的真精神》，1946年9月11日。随之而来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中国新文学被大量介绍，而鲁迅作品在台湾文坛的出版、转载无疑最多，这使鲁迅思想成为战后初期两岸文化人沟通的语境。
许寿裳于1946年6月25日抵达台北，同年即发表《鲁迅和青年》、《鲁迅的德行》、《鲁迅的精神》三篇文章，一年后出版《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1946年5月至1948年1月，从台湾的《中华日报》、《和平日报》、《台湾新生报》三大报刊，到《台湾文化》、《文化交流》等刊物，据中岛利郎的统计，直接以鲁迅为题的评论和创作文章多达十八篇，这一时期文坛出版的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著述为五种
此统计见方美芬编，吴兴文、秦贤次补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关系略年表》，收入中岛利郎编《鲁迅与台湾新文学》，（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35—237页。。战后初期台湾文坛的这一文化现象，可以说带来了台湾传播鲁迅精神的第二次高潮。
得益于入田春彦遗留的《大鲁迅文集》，杨逵在系统的研读中，对鲁迅的精神的理解与传播，更致力于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与战后文化重建实践的转化。
1946年10月19日，杨逵分别在《中华日报》日文版以及《和平日报》副刊上发表中日文诗歌《纪念鲁迅》：
《纪念鲁迅》
呐喊又呐喊/真理的叫唤/针对恶势力/前进的呼喊//敢骂又敢打/青年的壮志/敢哭又敢笑/青年的热肠//一声呐喊/万声响应/如雷又如电/闪光，烁烁//鲁迅未死/我还听着他的声音/鲁迅不死——/我永远看到他的至诚与热情
（为十周年纪念作）
——《和平日报》（1946年10月19日）
《纪念鲁迅》
“我有寸铁”/鲁迅从不退缩/立于贫困与龌龊的环境/提刀反抗枪剑的追击/鲁迅是人类精神的清道夫//面对恶势力与反动/呐喊又呐喊/鲁迅如猛狮般锐不可当/敢骂、敢打、敢哭、敢笑/鲁迅是永远的青年/如今到处听见鲁迅的声音/继承者的心中/看见鲁迅的至诚与热情/鲁迅是人类精神的清道夫/革命永生的标杆
——《中华日报》（1946年10月19日）
1947年1月，在《幼春不死！赖和犹在！》一文中，杨逵再次强调“鲁迅不死”，并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大声疾呼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两位先驱同样不朽：“幼春不死！赖和犹在！”
1947年1月，杨逵编著的《阿Q正传》中日文对照本，列为“中国文艺丛书”之一种，由东华书局出版。杨逵所写的题为《鲁迅先生》的卷头语，集中表达了他对鲁迅精神内核的理解：
鲁迅先生本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年幼时，家有水田四五十亩，生计相当优裕。但在十三岁时，祖父因某事件入狱后，家运就急速中落，寄寓亲戚家时，曾被唤为乞丐。先生在最初的小说集《呐喊》的序文中记载，曾因父亲罹病长达四年，他几乎每天进出当铺和药房。有人说钢铁因锻炼而更坚固，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就是在此期间锻炼而成的吗？之后，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时二十五分，先生以五十六年生涯告终前，先生经常因作为被迫害者与被压迫阶级之友，而一再重复血淋淋的战斗生活，平日固然忙于用手笔耕，有时更得忙于用脚逃命。说是逃命，或有卑怯之感。但笔与铁炮之战斗，作家与军警之战斗，最终，大部分仍不得不采取逃命的游击战法。如此，经由先生这般不屈不挠的战斗生涯，使被迫害者的战斗意志更为强韧，组织也益形坚固。……在此所译《阿Q正传》是先生代表作，这是向应受到诅咒之恶势力与保守主义宣告死刑。恳请细腻吟读。只要不扬弃此等恶势力与保守主义，我们一步也无法前进。
杨逵：《鲁迅先生》，杨逵编译《阿Q正传》，（台北）东华书局，1947年1月版；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27页。
1947年1月，杨逵还在《文化交流》发表《阿Q画圆圈》，经由纪念鲁迅的文章，对大陆来台的一部分贪官污吏，即“礼义廉耻欠信之士”在光复后大发其财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从杨逵的上述诗文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认同，更多地定位于“人类精神的清道夫”、“呐喊前进的青年”、“被压迫阶级之友”、“战斗的文化战士”等层面上。这其中，一方面融入了杨逵作为战斗型作家的生命经验和行动路线，让他“从鲁迅身上找到作为自我延伸的理想图像”。
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27页。另一方面，这种认知与时代的脉动以及台湾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经由新的转化和发展，不断赋予鲁迅精神新的时代意义，并对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化重建现实发生积极的引导和启迪作用。
事实上，杨逵对鲁迅精神的执著和追寻，可谓贯穿他的一生。直到1982年，杨